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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人墨客“世界大同”的诗意想象不同，欧洲历史上确乎不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另一种逻辑，即霸权逻辑，不屈不挠地实践着统一欧洲的梦想：哈布斯堡王朝以反对宗教改革来推进它的霸业，路易十四则擎起“查理大帝的事业”大旗推行从亨利四世起即成型的法国霸权战略，而拿破仑则将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和启蒙运动的专家政治同扩张主义结合在一起。其后，继之而起的威廉德国“被迫”——依其自我辩解——以武力谋求建立全球均势而非小小的欧洲均势以抗衡日益崛起的美俄巨人。但这种“统一”所遭遇的抵抗也异常顽强。“有可能成为并吞对象的反对者们以它们所尊崇的理念——传统的封建权利、清教主义、生存的权利、民族主义——相抗衡。在每一次的霸权豪赌输得山穷水尽之后，欧洲独立国家体系就再一次得到肯定，因此就有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精疲力竭的哈布斯堡的强制，以及拿破仑战败后旨在维护和平的大国公会”和一战后应运而生的国联。
与上述争霸战结局不同的是，在经历了空前血腥的二战后，欧洲终于出现了和平主义的融合。但这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冷战压力使然。欧洲已非复从前，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欧洲以外的两个超级大国以令人生畏的力量主宰了这个世界。因而这种自保兼自强性质的联合，与茨威格所设想的富足的欧洲国家实现统一显然相去甚远。这再一次证明仅有想象力是不够的，也许现实的压力才是最好的动力。不过，无论怎样，毕竟欧洲统一已经真正从抽象的理想变为了可以运行的实体，而且是兵不血刃地和平进行。当然，迄今为止，即使是最睿智的分析家也无法断言欧盟一体化究竟还能走多远，但我想欧盟数十年来已取得巨大成就还是多少可以告慰茨威格这位老牌欧洲主义者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完成了对茨威格回忆录的解读时，除了对作家包容宇内的宽广胸怀致以崇高敬意，对其理想破灭以死抗争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外，还要鉴往知来。毕竟，今天的世界依然不太平，从欧洲统一到世界大同还有太多的陷阱。“读史早知今日事”，毋须悲观，但须警惕。
倒读托马斯．曼
■ 段 炼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作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托马斯·曼型，巨大的创作力量，属于德国根源及德国经验，至高无上，犹如文学世界的君主。托马斯·曼之后，则只剩下了另外一种：这些作家都无一例外地直奔一个主题而去一第三帝国及其盾遗症。 世易时移，如今托马斯·曼的作品，读的人大约已经不多了。前些日子，偶过旧书店，居然拣得一套上下两册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傅惟慈译，董衡巽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出版于1982年，书页虽已泛黄，却依然触手如新，无声地见证着这二十多年来，经典作家与经典阅读的彻底失蒋。这让我回想起中学时代读完《魔山》之后，兴奋得四处寻找托马斯，曼其余作品的情景——这其中就有他早年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与晚年的《浮士德博士》。
中学时代的热情已经冷却了近十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由德国费舍尔出版社推出的托马斯·曼全集以及书信集，却仍未能完整地进入中文读者的视界。如今，重读托马斯·曼的愿望，依然要靠冷摊书缘来实现，幸耶不幸？
二
阅读《魔山》，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危险的疾病，同样可以成为人生重大经验，成为折射人性辉煌与晦暗的一面棱镜。疾病之于小说，恰恰类似于苏珊·桑格塔在《疾病的隐喻》中所着力揭示的主题——是疾病的观念，而非疾病的日常经验；是病人在医学体制中的地位，而非病人的本质。但无论是展示经验还是传递观念，在我有限的小说阅读经验中，都寥若星辰——自然，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是高尚的例外。
必须承认，托马斯·曼的这部力作对于疾病的态度，类似于燕卜荪的《晦涩的七种类型》对于文学的态度。我初读时即有“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觉。托马斯·曼无意仿效福柯去讨伐临床医学，或者如弗洛伊德那样，用知识的火药轰毁潜意识的冰山。《魔山》诱使托马斯·曼倾尽全力，将病理学、历史与神学的思辨熔为一炉，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把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令人担忧的孩子”，教育成“敢于生活，直面现实的务实市民”，不要“颓废厌世，沉溺于对死亡的同情与向往之中”。我想，这正是最挑剔的评论家，也称颂《魔山》是“本世纪（二十世纪）最符合人类尊严的小说”的缘由。
汉斯·卡斯托尔普刚上山时，便热中于研究生命的起源，探讨生命到底是什么等问题。有评论家认为，这些都是“同情死亡”的表征。显然，托马斯·曼在以自己的经历，重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成长过程，使得小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传体色彩。他把其中的理性成分，当作人道研究的一个部分，并赋予它一种教科书的意义。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个“不摆架子”的年轻人，知书达礼，但他受到诱惑，最后被伯格霍夫的环境所同化。他得了感冒，发高烧，肺部感染，他觉得自己“适合做一些冒失轻率和苦恼烦惑的事”。于是，意大利人鲁多维可·塞特姆布里尼与他交谈，让他觉得这个父祖都是古典人文学者的人的自由论，刺激而又煽动。心机深沉，难以捉摸的内夫塔也在他面前泄露心事。而行为怪异的庇波康，也视汉斯为挚友。
在经历了许多怀疑，得到了许多指点与人道主义方面的教育后，上帝与魔鬼都在努力教育启发这个年轻人，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让魔鬼梅菲斯特与浮士德博士打赌一样。这种教育过程最隐秘的作用，在于使汉斯不跪拜在任何一种理论的脚下。他极力了解一切，又不受其约束。他开始把生命看作一种“永不停息的分解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里，汉斯与托马斯·曼一起，寻找到了道德与生活、精神与现实的平衡和谐调。这种和谐之美，印证了福斯特的话：“美感是小说家无心以求却必须涉及的东西。”
托马斯·曼的传记作者克劳斯·施略特，把《魔山》看成了一杯由叔本华对两性关系的仇视、尼采的心理分析以及诺瓦利斯的自然哲学思辨搅拌而成的鸡尾酒。那么，酒杯中液体的五彩斑斓，也正是德国作家深厚思想内涵和知识底蕴的体现。作为小说而言，它受到歌德《浮士德》的影响也是至为明显的。识者指出，《魔山》的书名，使人想到《浮士德》第一部《瓦尔普尔济世节》中的山云魔影，以及将《浮士德》中“可爱的土兵”的称呼给了汉斯死去的侄子。
但从更深层次看，托马斯·曼接纳了歌德的观点，即艺术家应超越与自然单纯抒情的关系，而更清楚地认识自然的表现形式。艺术理应属于更多的人文主义学科之一。在书中，汉斯的俄罗斯女友克拉莫迪雅·舒曼称，汉斯是“小市民，人道主义者和诗人”，并认为“如同你们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您伟大地代表了他们”。这也反映了托马斯·曼对“德国国粹”和它的市民性的基本看法：折中，即“生活本身的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
而在那些重复出现的细节中，发展升级的各种关系的，是瓦格纳的“引导动机”。托马斯·曼的叙述方式就是瓦格纳式音乐式的，仿佛《老残游记》第二回中诉之于泰山、傲来峰、扇子崖、南天门形象的王小玉那回环曲折、节节升起的歌喉一般，托马斯·曼在晚年曾说：“根据事物的本性以精神升华的方式去创作，是最大的乐趣。”在《魔山》中，他已经实现了这一理想。
三
从《魔山》溯流而上到《布登勃洛克一家》，两部作品在盲说品质、气度与格局上的悬隔，至为明显。不过，如果注意到托马斯·曼创作此书时不过26岁，也许能对这份悬隔持理解之同情，更何况是“倒读”。
与《魔山》的主旨晦涩、意义朦胧相比，《布登勃洛克一家》则有一种出乎意外的明晰。小说副题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小说的意图：一个家族的没落。很显然，这里蕴涵了作者对往昔繁华不胜嗟叹的凭吊。用托马斯·曼自己话说，就是那“熟稔的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他意识的背景上。《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一个家族的秘史。
其实，在这之前，托马斯·曼的某些中短篇小说已经构成了这部大作的序曲：《矮个儿弗里德曼先生》、《巴亚楚》以及《托毕阿斯·明德尼柯》里，小城吕贝克以及市民就已经在作为托马斯·曼的叙述对象了。用传记作者克劳斯·施略特的话说：“创造性回顾与一种风格的形成是手挽手同步形成的。”托马斯·曼已经力图通过现实与历史事件，赋予虚构作品以恒久与真的魅力。 虽然其时托马斯·曼未及而立，但他在创作上着力追求的，却是德国式的“宏伟”。他在1901年写道：“也就是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撰写《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我隐秘的、灼人的野心逐步地瞄准了宏伟。”在托马斯·曼的写字台上，放着托尔斯泰的画像，旁边就摆着《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手稿，那画像是他个人野心的目标。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相信，伟大的作家在其一生中并没有发明什么，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心灵对流传下来的东西加以丰富充实并进行塑造。我相信，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与我渺小的拙笔一样具有严格意义的自传体性质。” 有趣的是，托马斯·曼是在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