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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还有殖民地与宗主国——例如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的矛盾，等等。”（《国际关系史·第一卷》）这一时期的欧洲列强一味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致使兵燹连年，生灵涂炭。虽时有休战，也不过昙花一现，其实仍是战争的继续。举其荦荦大端者，计有法西战争、法荷战争、九年战争、奥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波兰王位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方大战、俄土战争、拿破仑对外战争，等等。
1814～1871年也好不到哪儿去。反法联盟结束拿破仑统治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就在欧洲革命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了。其后，普鲁士通过一系列王朝战争，即18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以铁血手段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与此同时，曾经称雄一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普鲁士崛起的意义在当时还不是一眼所能看到的。战败后的奥地利确实迎来了和平，茨威格不无留恋地写道：“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但这是软弱的和平，是强者暂时赐予弱者的和平，也因而是强者随时可以收回的和平。因此，在熟谙国际关系史的人眼里，实在看不出茨威格兴奋的理由。
事实上，即使是茨威格热情讴歌的那四十年（从普法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也绝非风平浪静的黄金岁月。这近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时期，也是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成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拼命掠夺世界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亚非拉和大洋洲悉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网络之中，可以说无远弗届。处在欧洲中心的奥地利，斯时尽管“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伤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
当然，从表面上看，与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狂潮相比，欧洲局势在1871…1914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确实保持了相对的“平静”。维也纳体系固然已经土崩瓦解，但取而代之的“俾斯麦体系”还是以其苦心孤诣的复杂设计维持了欧洲的秩序。可惜人亡政息，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各国相继调整了对外政策。1904年和 1907年缔结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英法俄集团与德奥集团对峙的两极均势局面的形成。干柴已经堆就，就等那一丝半点的火星了。最终，这样的战争危险就连茨威格也看得一清二楚了：“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一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炸药的大爆炸。” （第231页） 茨威格以追悔的心情反思道：“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进步中必然产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第225页），好像这些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再团结一些，再现实一些，再把危险估计足一些，就能避免战争，就能减少分歧，就有望实现欧洲的和解似的。诚然，我们不能忽视思想的作用、道义的力量、文明的影响，但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华尔兹所言，从本质上讲，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结构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导致和决定了战争。因此只要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裁决纠纷，大炮就是最好和最后的法官。于是，所有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休战，而所有的休战又是为了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战争积蓄力量。这就是茨威格经历并热情讴歌的“太平”真相，他的真诚赞美只能化作后来读史者的一丝苦笑。而当他一旦意识到和平的脆弱和虚妄，那种绝望和愤怒就像黑夜一样把他完全吞没。
民族主义：是与非
欧洲是近代各种思潮、各种主义的发源地，茨威格的回忆录对此也多有涉及。谈到茨威格之所以心安理得地认为他过去所处的“太平世界”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就必须追溯到当时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信仰。这种信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相信持续的“进步”不仅可能而且已被每天的科学技术奇迹所证实。像父辈一样，茨威格也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步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第4页）
尽管自由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在欧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它似乎从来都没有取得过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而且就这一思想本身而言，也并非那么无懈可击。依学者之见，构成近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两根支柱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辩证统一塑造了近现代欧洲散发力量的特性和成为对外部世界具有长久支配力的源泉。对此，著名学者戴维·卡莱欧有精辟的论述。他写道：“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以维护统治者的合法性和动员民众之无可匹敌的能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欧洲的未来》第17页）对于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号召下的空前动员能力，茨威格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深有领教，并对此有细致入微的近距离观察：“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人民当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第251页）——那种所谓的“尚不知悉的力量”其实就是拥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生活，并乐于以世界为祖国的人，茨威格对民族主义深恶痛绝，将其称之为毒害欧洲文化之花的“不可救药的瘟疫”，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民族主义为使国家焕发活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公民参与性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间战争将自动地转换成人民和文化之间的战争。”（《欧洲的来来》第60页）也难怪茨威格眼睁睁地看着从前“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第263），却徒唤奈何，无力回天。
但民族主义并不能因此就被世界主义者轻易否定。历史地看，“民族国家被证明是一种比启蒙运动时代典型的王朝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更好的统治模式。民族主义有助于缓和阶级冲突，并且赋予政府以合法性和忍耐力来实现从专制主义向宪政民主的漫长过渡。与启蒙运动时代的先辈们相比，民族主义哲学家们除了给国家理论带来了更合适的个人和集体认同的心理学以及更为进步的历史观，还有更为系统的共同体观念。”（《欧洲的来来》第58页）由是，单薄的个人借民族主义之力找到了心灵的慰藉、身份的认同和效忠的对象，集体的力量通过集体意识得以凝聚；反过来，集体力量的彰显又进一步强化了集体意识。
其实，自1840年以来即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当亡国灭种的探重危机一次比一次切近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靠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凝聚力，英勇抗争，才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对茨威格宽广的世界主义胸怀深表敬意的同时，我想，关于民族主义的是非功过迄今仍然远非轻松就可论定的。
欧洲命运：分与合
启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就陷入了分裂之中。但要求统一的呼声也从未间断过，例如，五个多世纪之前，但丁就主张将欧洲统一于神圣罗马帝国之下。茨威格也是坚定的欧洲统一论者，就像本书的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而不是“一个奥地利人的回忆”——所暗示的立场。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像玩儿似地轻而易举飞越过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盼望着彼此的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第220页） 但问题是，国界、海关、边防会一夜之间突然自动消失吗？民族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巨大鸿沟，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会像变戏法一样转瞬消失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茨威格又有什么锦囊妙策促使这一切能够一步一步地从伟大但抽象的理念变成真实哪怕粗糙的现实？遗憾的是，至少在回忆录中我们找不到蛛丝马迹。呵，诗人的浪漫想象徒激起我们的万丈豪情，到头来却总是让我们望而兴叹！那时的“欧洲共同体”梦想，就像美丽的浪花，撞在冰冷的现实礁石上，只会变得粉身碎骨。
与文人墨客“世界大同”的诗意想象不同，欧洲历史上确乎不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另一种逻辑，即霸权逻辑，不屈不挠地实践着统一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