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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技术和道义都是说不过去的。
“共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共伺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该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自豪，也都应该为振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已任。”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与连、宋会谈时分别说的两段话。只有抛开历史恩怨、党振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把这两段话的精神落到实处，才有可能使它所说的民族振兴具有现实的可能。我认为，台湾问题既是一个检验这种精神能否真正得到贯彻的挑战，又是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崇高，他的智慧发挥也就越充分，对人类的贡献也就越大。对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来说，这话也同样甚至更加适应。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与共产主义思想相遇并用作自己的理论工具，总是从民族利益和本土经验出发对书本上的教条进行批判调整，这正是它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绝无仅有之成功的秘密所在。论者注意到中共对自身奋斗目标的论述一直在与时俱进：毛泽东时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振兴中华”；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则是儒家传统的概念。这既意味着某种发展，也意味着某种回归，对建党初衷的回归，对民族价值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有了在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情怀和心愿上的交集。宋楚瑜说得好：“只要我们认同是炎黄子孙，只要我们大家是站在同一个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两岸没有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具体又该怎么去做呢？出自马英九、陶百川这些具有大中华意识的国民党精英之手的《国家统一纲领》是一个在岛内有基础的文本，它关于建立两岸“和平、民主、自由、均富”之共识，以及“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远程协商统一”的规划，值得我们研读思考。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的反问，并不只是针对国民党，也是针对每一个听讲的中国人。
反台独的斗争属于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生存的所谓“总体战争”。战略学家鲁登道夫指出：社会团结的根源，是源远流长的传统，而不是高效有序的警察组织。我认为，军事准备之外，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制改革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全民的认同和凝聚，促进国际社会对这一维护民族利益之正义行为的同情理解，又可以瓦解台独主张的部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全民的认同和凝聚可以转换成同仇敌忾的战斗力，较多国家的同情理解可以形成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台独理论基础及其“优越感”的瓦解则可以打击其分离意志和气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又曰“攻心为上”。一箭三雕，一举多得，不为更何待？！
“和解之旅”、“搭桥之旅”扭转了近年来日趋恶化的两岸关系气氛，争取了主动，改变了思维，显示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战术成功。但必须看到，问题依然严峻，真要收获实效，还须趁热打铁，更上层楼。
重新解读 重新起步
■ 王 康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豁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预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政治空前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阻郁不祥的氛围。
1844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1922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先知般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而在此之前，苏俄政府先后发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飞宣言》，两度申明废除沙俄与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根据这些条约掠取的全部中国领土。对西方正感失望的孙中山作出了热切的。回应，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于是，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也因“亲俄”与“反苏”而有国共十年内战，又因同样的缘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二十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显例，那么，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空按照与俄国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世界理论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地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国素”、 （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后者的较量看作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美国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作用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不仅为孤独悲惨、“苦撑待变”的中国所欢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国希望通过抗战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精神需求；不仅在形式上，苏美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最渴求的国际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国辨认和领受自己命运和使命的最期待的先进思想。中国确实获得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的救援，同时也承受了必须为之付出的高额代价。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伸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云诡波谲、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自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萁豆之争”；1937年清明节，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特地作辞日：“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民众，坚决抵抗。”卢沟桥事变翌日，毛泽东甚至呼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般的团结起来”。两党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庐山、武汉、西安多次会晤商谈，但蒋介石、毛泽东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始终动如参商，南辕北辙。揆诸美英苏三国元首，其成见和分歧远远超过党派、阶级，却多次直接会面，可见国共两党积怨未消，彼此没有真正的信任，缺乏缔造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维和风范，也暴露出中国仍然深深地陷滞在传统社会的古旧格局中，难于自拔。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毕竟都是中国人，终不至于是永远不共戴天的寇仇。
1942年1月3日，在苏联“养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突然飞抵西安，发表了一番“新言论”，让国民党衮衮诸公刮目相看：“我们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