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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应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扮演起更积极的参与者角色，为本地区的福祉承担起更多责任，以实际而灵活的姿态与行为消除周围国家的疑虑，真正平等地参与东亚事务，一起构筑起良好的区域关系。
“创造”一个新东亚，是包括中国在内在东亚国家的一项新使命。从处理两岸关系的角度来说，参与东亚区域事务并推进东亚一体化，需要做以下工作：1、继续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数量与经济组织制度建设，想方设法将台湾更深地纳入到东亚经济系统；2、发展更高形式的政治合作，将政治议题更多地纳入东亚国家间的会议主题，促进东亚世界政治合作程度；3、以政府资助或其他形式，建设东亚共同知识空间，逐渐形成具：有某些共通性的跨国文化系统。
一个新的东亚，是客观情势发展的必然，但也是“创造”出来的。就像“民族”和“民族国家”乃是近两百年来的一个文化、政治想象一样，东亚一体化也需要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设计”，其中的工作不能不包括：在考察东亚的基本历史原型基础上，发掘更多东亚国家间的历史文化交往资料，整理出新的东亚史，发掘更多的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共同性纽带；在此基础上，促使东亚国家间学术知识界进行新的文化与知识创造，发展对于东亚的新知识、新观念，创造新的关于“东亚”的知识思想体系；平等参与设计东亚一体化的方案，指导东亚一体化建设。发展对于“东亚”的知识系统，从眼前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从长远来看，这也许同样构成核心要件。一体化最终要落实到心理层面，信任关系是心理问题，而心理上的趋同，必须依赖文化上的趋近，后者往往又是“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今天的世界，已经存在一些对于东亚共同性的言说，它使东亚国家越来越习惯于走到一起，并形成了今天东亚经济向一体化迈进的大局。但“东亚”概念及其内涵想象，如果停留在目前的层面上还远远不够，需要升级。在此问题上，欧盟形成的历程能给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以许多启示，知识与文化共同性，是东亚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关键。在今天的世界上，东亚也应如欧洲一样，在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发展出类似于“新欧洲”的知识思想体系，建设一个具有许多文化共同性韵“文化欧洲”，才能促使欧洲提高合作、整合程度。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东亚世界，而中国应在此问题上发挥更为活跃的作用。
民族—文化：一张牌或者一副药？
■ 陈 明
由于台海局势攸关亚太乃至全球安全稳定，这次连战的“和解之旅”和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分正常。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热情，在我看来，则主要因为“民族利益、文化情感”开启了政治话语和政治思维的新形式——除开所谓党派斗争、阶级斗争，它还可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共事务！确实，对于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过去早该和解告别，未来也完全应该有全新的期待。只是兹事体大，愿景成为现实，还有千山万水万水千山。但是，别的条件不说，这一点应该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参与其事的各政党真正做到以“民族利益、文化情感”作为决策和行动的最高目标和考量。换言之，即不是把民族、文化及其神圣义含当成刚寸别人用过就扔的一张牌，而是当成调养身心甚至脱胎换骨的一副药。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对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维护和表达。台湾问题的本质是民族国家内部集团性、地方利益与民族国家整体性利益、根本性利益的冲突（国共时期是历史恩怨与法统正朔之争；当今则是民族和地域意义上的局部与整体之争。当然，其间交织着历史经验、政治价值和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如果都认同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么方案的好坏就有了计算评估的起点和标准，当然也就接近有了答案。我们不妨即根据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的原则，对目前各方的政策目标及其运作趋势略加分析和检讨。
行为是理性和冲动的统一，目标和手段间的平衡。影响民进党决策（目标调整与实施）的主要因素是：1）大陆综合实力；2）美国支持力度；3）民意社会基础； 4）党内权利关系。由于民进党和陈水扁本身的主导性或主导能力有限，而这些因素本身又都是动态的、互相作用的，这就决定了其行为只能是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必然表现出矛盾摇摆和多变可塑的内外特征特质。其心中理想的目标当然跟台联、建国党一样，是建立所谓的台湾共和国。由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他们初步意识到此路不通，所以存在期望值下调退而求其次的可能，如与亲民党合作，声称“独立”和“统一”都是未来的选项、承认自己可能的策略分别是“战”、“拖”、“和”。有必要强调，作为选项之一的“统一”或者“和”本身，在形式和结果上，他们又是存在上选、中选、下选的不同设计和预期的：上选是维持现状（所谓宪法一中）；下选是“一国两制”；中选则应该就是联邦、邦联或欧盟式国家共同体等等。
支撑或支持他们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之“上选”方案的筹码是所谓民意牌、民主牌和美国牌。先说民意，由于殖民地遭遇、省籍矛盾等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与其他如湖南、福建诸地方意识内涵和趋向虽有相同却又十分独特的所谓“台湾意识”，它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被极端化为与中国意识对立的台湾主体性意识。刚刚结束的“任务型国代”选举，民进党和台联党分别以127和21席超越国民党和亲民党的117和18席，说明其在2300万台湾民众中所具有的民意基础、不可轻忽。次说民主，按照西方标准，台湾已经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换。台湾年轻一辈在充满对民主宪政体制的自豪感的同时，对于大陆政治制度及其民主化进程缺乏同情之了解。我在台湾深深的感受到这点，非常的难受！再说美国，毫无疑问，美国对台政策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制定的。但是，传统盟友、法律承诺以及人权、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其广义的战略利益之所系。换言之，美国牌并不全是陈水扁一厢情愿的空中画饼。
当然，尽管如此，这三张牌既不能构成“台独”成立的道义基础，也不意味着在其现实中实现的可能。但是，作为竭力避免两岸中国人骨肉相残致力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负责任的政党，对此必须正面接招认真化解。新思维的方向也许在这里。
两岸和谈的前提问题就是一例。虽然“谈”未必走向“统”，但“统”则必须“谈”，所以“谈”总比“不谈”好，“谈”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当前，这第一步之所以走不动，就是因为一方要求承认“九二共识”，一方要求“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一方主张“一国两制”，一方坚持“自由民主”。难道这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难局么？不是，也不应该是。不预设前提是不是也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
“不预设前提”意味着什么？收益是和谈僵局的突破，成本是己方“身段”的“降低”，对方“身段”的“升高”。或许有人担心这会落入“两个中国”的陷阱。这种担心似乎不必，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独立国家，而只是默认中国目前国土尚未统一。“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现实。当初互相称呼对方为“匪”，拒绝承认其组织系统的合法性，但包含着同属一个国家的认知却是确定无疑的。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以“一块招牌，两间店面，殊途同归，自强不息”，也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按照2002年国务院台办《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伺题》白皮书的说法，两岸“内战的状况并来结束”。现在，曾经兵戎相见的双方分别以各自定义的身份坐下讨论分歧的化解之道，并不意味着法律和外交上的对“两个中国”的任何接受，而只不过是在政治和军事谈判中对对方对自己身份表述方式基于礼节的尊重。
这不是原则上的放弃，如果将它说成是不忍财富毁坏生灵涂炭的仁民爱物之心的显现，是不追求手段无法实现的目标之理性思维的实践会让人感觉有些矫情过分，那么，说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总不会有人反对吧？
事实上决策层的思想具有形成如此战略的操作空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经典表述，后来就通过钱其琛之口被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割裂。”胡锦涛与宋楚瑜会见后的“公报”对两岸的政治定位就是“两岸一中”。变化在哪里？政府的问题或名称诸政治议题和色彩被悬搁淡化，土地、民族成为中国的主体内涵。国民。党制定的《周家统一纲领》说：“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中国的统一，应以全民的福祉为依归，而不是党振之争。”这里的交集不是历历在目么？
宋楚瑜先生在清华演讲中说，“台湾经济奇迹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富，而是在于均富。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在电视和其他媒体的转播报道中，我看到有所谓的专家轻浮的嘲讽台湾的民主是“垃圾民主”。这从技术和道义都是说不过去的。
“共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共伺开创中华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