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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选择的人，如果学习的潜力好，还想继续深造，还有进入大学的机会。因为分流，大家不走一个独木桥，就把矛盾缓解了。我看过《北京晚报》有一个报道，现在北京的技工学校毕业生95％都找到了工作，比大本毕业的人找工作容易。预计企业的需求还没有满足，因为企业已经把2006年技工学校的毕业生都预定了；而现在北京市的技工短缺数是33万。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就业又容易，但这能不能使得千家万户的孩子早期分流，去学技工呢？在我看起来，并不乐观。因为多数的家庭——我强调是家庭而不是孩子，很多孩子是没有自主性的——是家长说了算的，多数家庭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考技校，原因就是我所认为应试教育产生的根本原因——独生子女。
在多子女时代，早期分流实际上在家庭内就完成了。那时一个家庭多则七八个孩子，少则三四个孩子，多数家庭没有承受全部孩子都上大学的能力，就由家长和学生一同做出早期分流。龙生九子各不相同，相对而言，几个孩子之中会有人多念书，有人少念书；有些孩子就是家长愿意花钱供他上大学，他还不愿意念呢。这样的人也并非没有能力，有的甚至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企业家，但是他没有耐心读书。假使几个孩子都想念书，家长可以通过长期的观察做出决定。这种观察肯定看不走眼，这不是凭一次考试，而是观察了十年，从这些孩子很小开始，观察智力、性格等多重因素，判断谁适合念书，谁不适合念书。这样家长做了筛选，有的时候还能照顾孩子的自由。从家庭开始，社会自然而然在早期就造成了分流。分流以后，高考的竞争就不会那么激烈，应试的道路就不会走得那么坚决。
后来独生子女时代来了。二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时代造成所有家长对孩子都有非常高的期望值，特别是大城市，太多的家长抱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多子女构成一种自然的生态，基本可以根据个人性格、智力、耐心等等因素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独生子女不成，独生子女要承担一项特殊的任务：满足父母的愿望。也就是说，在独生子女的时代，家长们扼杀了孩子不上学的愿望，要孩子必须走这一条路。多数家长这样做，最终导致了高考竞争过于激烈。
我个人认为独生子女政策的深远后果在渐渐释放，被我们渐渐看到。现在我们对独生子女的政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应该说，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的一个伟大的试验，我们承受了代价，全世界各民族可以无偿地从我们的试验里得到很多经验。毫无疑问，我们从独生子女政策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延缓了人满为患后果的出现，但我也认为，对此其实也应该打点折扣。如果经济搞得顺利，人再多点，也不像原来所说的那样绝对不能承受。一个最简单的账：世界上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和地区有17个，其中多数经济水平高于中国。不要光说人多，我们有13亿人，我们还有这么大地方呢。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比我们大，日本的人均密度比我们大多了，德国、法国的人均密度比我们大，似色列的密度大到极点，同样搞得很不错。所以认真地说，控制人口是对的，但是说人口过多是中国经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胡说八道，是被用来推卸经济没有搞好责任的一个廉价的借口。我同意独生子女政策，但它的好处却不在于大家常说的那样。我们现在的人口比刚开始摘计划生育的时候多了很多，但是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政治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繁荣的本质因素。人多人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我同意搞计划生育，但是我要强调另一点，经济学家常说一句话：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人口控制的代价是很大的。这就是：数量上得到了抑止，可是质量降低了。我碰到很多胖孩子的家长，问怎么把孩子养成了肥仔，他们都说没办法，就一件事，管不住孩子吃巧克力。肥胖是一个最外在的不太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很多，如我们中华民族下一代的性格、意志力等等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目前这种情况，青少年人格培养中有些极其重要的素质不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发育，而人格的形成可能会因为一个参数变了，就全变了。
第二，从大学角度看应试教育的恶果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最终导致了学生大学阶段的一些负面的特征。
第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大学生厌学现象。从大学的角度看，学生厌学严重。中学时期要为高考奋斗，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学校、社会、家长挟一种冠冕堂皇的，总体上也符合学生长远利益的话语，通力合作，把学生死死地按住，学生年纪小抗争不过，还是就范了。考上大学以后，前途大致上有了保证，厌学情绪开始释放，拒绝再努力学习。可以这么说，一个厌学的人，不论进人什么学校，今后注定不会有什么学术成就。当然导致厌学的也不只一个原因。我认为也得从我们这些教师身上找点原因。大学有相当数量的师资不够格，或者水平低。很多教师在传授知识传授思想的时候缺乏魅力，对学生没有感召力。老实说，这是学生厌学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为，大学里面有相当数量的老师是不够格的，大学的教育体制也是必须改革的，否则误人子弟。但这一导致厌学的因素还得屈居第二，第一位的因素还是中学的时候学生学得太累了，心理上受了伤。听说日本大学生学习的动力跟中学比也大不如前。中学时候都是拼命、冲刺，厕所里都贴着高考的知识，真可谓寝食不安。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到大学里要松一口气，长休一阵子。我看到过一个哲学家写过非常生动的一段话：“让一个孩子在非兴趣的基础上去学习，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摇晃一棵苹果树，你不但不能摇下苹果来，相反使得苹果花纷纷落地，以至于到了秋天应该收获的时候你不再能收获到苹果了。”我觉得这话非常凄美。我们到秋天的时候收获不到果子，是因为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这些家长、教师用自己的双手造就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我们所最钟爱的下一代难成大器。
我算是骂中国足球骂得最狠的球迷了。我认为，中国足球很糟的原因不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的话，不至于二十年赢不了球。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年足球。“少足”失败的原因仍然有好几个，但主要是中国的孩子们踢球不是凭兴趣，而是苦役。教练能让孩子变得讨厌足球，但是还有家长在后头逼着呢，还得去练。马拉多纳不是这么成长的，他是凭自己的兴趣踢球，是街头的小球王，在街头玩出来的，那不是在教练的紧逼下一个接一个做机械的运动。“少足”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没有给孩子留下发展兴趣的空间，而是指定了要他怎么做，强迫他亦步亦趋。我问过一个教练，他告诉我：我们这套方式能使得球员一看球就烦，就起腻，不想踢。我想国际上的大球星大概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兴趣愿意干与被人逼着干，都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其效果截然不同。
我曾经同数学家杨乐先生有过一次谈话。杨乐先生坚决反对我们现在的数学奥校，说，少年时代不要逼得太紧，不要揠苗助长，要重视兴趣，搞数学是个马拉松。前一段跑得快什么也不说明，后面什么结果，鹿死谁手不好说，前面千万不要着急。我为了让杨先生能把道理说得充分点，故意反驳他：“杨先生您这话说得刻薄了。听说五十年代的时候，报纸上介绍您，说您高二、高三的时候做的数学题不计其数。你做上千道数学题今天成了数学家，为什么告诉别人不要做这么多题呢？”他愣了一下说：“我是做题做得挺多的，没有人逼我，我自找，我有兴趣，以苦为乐，我高兴。”这话蕴涵着一个真理。出于自己由衷的热爱，无法按捺的兴趣做事情，和被逼迫做事情，表面上看也许相同，但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少年时不怎么用功，大器晚成，那你只好听其自然；还有的孩子像杨乐少年时候，也挺好。只是你不能让不愿干的人拼命干，把他的元气耗尽，使他兴趣衰竭。人是不相同的，有的人早熟有的人晚熟。数学家嘉罗华，十七岁搞的题目是很多数学家—辈子都搞不出来的，这样的天才少年是极其稀少的。逼迫孩子做成人都不能负荷的劳动，最后必然是悲剧。有好多家长都说孩子太辛苦，全国最苦的就是这些孩子，似为这样民族就可以腾飞，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是荒诞。这番话我自认为要比某些领导人说得深刻一点，但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只是领先一点，我有自知之明。
给学生保留学习的兴趣和后劲是非常要紧的。十八岁的时候考上北大清华了，然后厌学，坯不如考上稍微差一点的学校。没考上北大清华，问题不大，只要后劲足，没有毁伤兴趣，大学时期学习热情仍然很大，就几乎一定可以超过虽然考进北大清华却已经厌学的孩子。这实际上是个风险投资，在每个阶段里都不能把劲使得太狠了。我想每一个行业里称职的老师父其实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们这里竞争太激烈，激烈到身不由己，但是如果我们负责任的话，还是应该照着大器晚成，照着那种成大事的目标来培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沾边的谎言，是有可能实现的。特别是那些有特殊爱好的学生，不要为你不太喜欢的学科使太大的劲，因为你反正也不喜欢，你的专长也不在那里。比如说数学学得非常好，或者诗写得非常好的学生，就大可不需要其他科目都拿满分，那些分数也不错就行了。这样的话他可能考不上清华、北大，但兴趣从来没有被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