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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当苏共二十大这样一个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麻木”状态？伯威得出的结论是：教条主义对人们的长期影响，已使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独立动脑筋甚至发表自己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伯威其时并不知道，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朱德元帅也和他一样对“二十大”的新概念感到莫大的兴趣，但是日后就连他老人家也因这“兴趣”受到了批评。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正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正等待“乌龟王八旦”露头，好一举歼灭之。
天真的伯威“沉不住气”了，他为“我们党”对苏共二十大的“暖昧态度”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满意《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那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大文，他觉得这两篇文章以“一惯正确”的姿态，否认中国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实的。伯威并非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他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真名投书“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恳请最高领袖在党的八大上亲自出面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他也写信给《人民日报》，请求党报把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准确信息告诉人民。伯威期待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内核仍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他以赤诚之心，把组织看为亲人，把自己的苦闷和希望
向党倾诉。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做为思想动态，刊登在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只是几十年后，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
伯威以后的命运其实从他写那两封信时就被注定了，创新的思想火花终将被僵硬思维所扑灭。伯威铸下了“大错”，他的“错”，就在于他的“思想”太活跃，背离了“思不出其位”的数千年的祖训，竟受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也“错”在他真的相信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路；更“错”在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书言事。伯威是一个依“思想逻辑”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个对“政治”怀有恐惧，曾被他批评留有“旧社会偏见”的同学，是依“生活的逻辑”而存在的人，他虽然没有“思想”的勇气，却无可厚非。正因为他遵从了“生活的逻辑”，在反右运动中毫发无损，不少和那个同学一样，抱“明哲处身”态度的同窗，虽然受到惊吓，却暂时躲过了一劫，在运动中落网的都是如伯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伯威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其时伯威才二十二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于是他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以下的遭遇是所有右派所共同的：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在“文革”中再受冲击。伯威的个人的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四十岁。
伯威的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五十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人“文革”。
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到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许多人都能记得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熟悉“文革”中的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而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人到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到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的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人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伯威的书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的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五十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冠以“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中国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五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六十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人另册，一概加之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茶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创新的生机。
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物理学家，建国前，曾派遣他的学生为解放区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京时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五十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有一次一位留校任教的伯威的当年的同学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的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找不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的更多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伯威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伯威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的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青春·北大》，胡伯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永恒的一瞬：
《大巴山重庆老知青剪影》里的五百余张照片诉说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上的主人公都是1964～1965年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的达县、邻水、大竹、宣汉、平昌、通江、南江、巴中和万源九个县的社办林场、茶场和畜牧场（以下简称社办场）落户的重庆知青。照片记载了他们从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回城参加工作到退休下岗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过去四十年的坎坷命运。透过他们的追求、奋斗、挫折、失落、醒悟和超脱，读者能够多少窥视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里的沧桑，感悟人性的清浊与善恶。
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古老的中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1962至1965年间，以刘少奇和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