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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五十年代初，国家在督促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入学的青年幸运的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在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伯威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激动人心的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之为“马钢宪法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伯威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早已忘却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了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遗憾，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隐藏在革命肌体中的极左因素也渐渐扩散。对于革命的政治，伯威在解放初感觉非常亲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来到北大一两年后，他的心里却渐渐生出了“凄怆之感”。伯威发现，他理想中或想象中的新社会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还存有不小的落差，他为这落差而沮丧，而在建国初年种下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又不容得他“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他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伯威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人和名人的报告，但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却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得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伯威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
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但在中国，“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立场和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是“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出格”，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伯威回忆的一个细节极为生动：北大某副教务长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情感和资产阶级的情感的区别，在台上先后高歌《马赛曲》和《国际歌》，他的结论是：《马赛曲》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鼓噪、张扬、浮华，而《国际歌》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深沉和庄重。因为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品格。
于是，在北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作“驯服工具”的新的人群，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为人做事的“老成化”和“五个性化”。伯威“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选中的几个人党培养的对象，一个个都具有这种“五个性”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看起来他们像和尚尼姑一样不表露出任何七情六欲”。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那个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膀臂。而伯威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在的这个班上的特殊现象，在北大的同学中早就流传着对这种人的各种形容词：“面包干”、“五分加绵羊”等等。
伯威看到，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甚至包括作为高干子弟的学生干部），“不像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带来些等级地位观念”。北大在那时虽说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到过对“首长”的点头哈腰。伯威偶然在出外时也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这又和他心目中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去甚远。
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高饶事件”，对伯威这些还没跨进党的大门，更未经历党内斗争考验的青年人是一巨大冲击。曾几何时，高岗的《荣誉属于谁》是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列，都是入党积极分子必读之书，但一瞬间，高岗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使伯威非常困惑，因为经过几年的宣传，高、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伯威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可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被宣布为极坏的坏人”？“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于是又有“更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风”运动，对伯威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在北大的肃反运动中，极左思维随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读气象专业的同学打成“反党集团”，都为伯威亲历所见，都使之发生困惑，使其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发出更多的疑问。
在北大，伯威真诚地实践着那个时期国家对广大青年的要求，他怀着新社会“主人公”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真正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他热心关注着我们国家文学电影艺术等的发展，可是这一来又带来了新问题，他觉察到建国后文艺、电影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触‘人民的’新电影、新小说、新歌曲，还感到一股新鲜味。后来渐渐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老一套”。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苏联的电影和文学，因为在苏联电影和文学中，虽然也有“政治正确”的内容，但还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欢的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作品，尽是一些标准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和“坏人语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来”。
其实，那时我们的体制刚刚建立，而它又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制互相融合而来的，由体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世上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普通的道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岁月的像伯威这些人，都是在建国后“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被培养出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美丽的新社会，当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再以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时，就觉得如鲠噎喉，难以容忍了。
正是在伯威的思想苦闷中，他迎来了1956年，这一年可称的上是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并改变了世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披露，对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更是石破天惊。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苏共二十大“像一串钥匙一样打开了曾经闷在心里的无以名之的许多想法”。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照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