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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古老的中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1962至1965年间，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领导人卓有成效地对中国经济结构进行了宏观调整，对城市的重工业进行了压缩，在农村实行了有限的包产到户，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经济从“大跃进”后的低谷和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人民重新享受温饱，市场重新展现生机，社会重新焕发活力。然而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市场没有发挥对经济发展应起的杠杆作用，中国的经济仍然跟世界市场隔绝，在低技术、低管理、低效率的层次上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和五十年代实行的盲目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对本来就“一穷二白”的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也就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天平迅速向左倾斜。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条口号。这条口号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的错误估计，为中国政治定下了危险的基调。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有增无已；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两个共产大国的关系却每况愈下。中、苏两国领导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而且在东西方关系、台湾海峡局势、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截然对立的立场。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苏联领导人在国内和国外的一系列政策被解释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公然背叛，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被视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威胁。
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这场争论的谁是谁非本身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的“修正主义”的认识导致中国内政的灾变。毛泽东认定一个对立面的核&dE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中国正面临出现“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他一面在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面在策划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复辟”，从1963年起，他策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捕风捉影的清洗运动持续了两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预演。中国社会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形势。
政治大气候的转变势必波及教育。1964、1965连续两年，根据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中国的教育界在学生的考试录取工作中开始全面贯彻“阶级路线”，对于直系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主、富农、反动官吏”和受到法律惩处的“亲密的社会关系”的学生实行了一刀切的不录取政策，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1498页）虽然也有“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宣传，数十万优秀学生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一政策确立于1958年，1962年由于蒋南翔力排众议得到部分纠正，但是1963年又卷土重来。而在1964、1965年的招生过程中，被教育部门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些优秀学生中相当部分的人成为1964、1965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的父母多半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本人在学校往往品学兼优，不少人是学生干部。他们从小接受革命教育，争取进步，不少人还加入了共青团。他们对共产党深信不疑，对共产主义怀有幼稚而朴素的信念。落榜中断了他们的学业，尚未完全恢复的国民经济拒绝给他们提供在城市就业的机会。于是，他们或出于实践自己在校期间发出的“一个红心、两种准备”的豪言壮语，或向往“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英雄业绩，或仰慕邢燕子、董加耕和侯隽的光辉榜样，或感到在城市前途渺茫，或耻于“社青”的地位，或向往《青山恋》《朝阳沟》这样的艺术作品所描述的浪漫环境，或纯粹出于幼稚无知，毅然踏上了上山下乡这条坎坷的人生道路。适逢重庆市跟达县地区达成协议，由达县地区负责安置重庆的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一大批自幼在山城重庆长大的孩子就这样跟大巴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到大巴山区落户的重庆老知青大多在社办场度过了四年以上的时间。社办场是达县地方政府安置工作的尝试，是以知识青年为主；配以少量当地农民的农业集体，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不完全等同于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政府在知青下乡的第一年向社办场提供少量的经济资助，要求它们当年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这种让当地农民羡慕不已的条件对一万四千名少男少女却意味着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自我超越，这不仅是因为知识青年们下乡前从来没有干过农活，还因为绝大多数社办场都是在荒山野岭上白手起家。重庆知青居然凭着理想和情同手足的相互支持，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基本适应了大巴山里艰苦的自然条件、匮乏的物质生活和陌生的文化环境。
在社办场里，重庆知青跟当地农民朝夕相处，导致新与旧、城市与农村两种文化的碰撞。本地场员一方面善良、朴实，有娴熟的生产技能，是知识青年的良师益友；另一方面，世世代代的小农经济和闭塞的社会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的因循保守甚至愚昧。天长日久，知青的观点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理想慢慢退色，考虑逐渐趋于实际，生活习惯也在向本地农民靠拢。无可否认的是，社办场的经历锻炼了老知青的体魄，丰富了他们的见识，陶冶了他们的感情，改造了他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的生活内容和迅速的“农化”，也使越来越多的老知青感到失落。知识青年们反复思考却始终不能回答的问题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究竟有多长？农村这所革命的大学有没有结业的那一天？实际上，任何敢于思想的知青都会不时陷入惶惑。因为农村的所见所闻跟他们所熟悉的一切实在相距太远，农村和城市的反差太大。社办场本身的环境和中国农村社会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都不能满足知识青年长远的需要。
说到底，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后退。这一运动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失败，把大批知识青年送到农村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危机。然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偏偏被各种宣传机器进行了政治包装，冠以“防修、反修”的神圣名义。（顾洪章、胡梦洲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
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290页）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乌托邦主义注定没有出路。君不见世界近代史上，乌托邦主义曾经在欧洲和北美洲盛极一时，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和富于理想的人。但是那些乌托邦一个一个地瓦解，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浪漫的空想竟然会在经济上极其贫穷落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回光反照，实在发人深省。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老知青出身于有“政治问题”的家庭，被阶级路线打人另册，在凡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尽管当地政府后来提拔甚至重用了一些虽然家庭出身“欠佳”，但表现出色的老知青，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仍旧面临在大巴山里自生自灭的严峻前景。
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势必导致怀疑、动摇和反抗。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部分老知青们的美梦逐渐破灭，热情逐渐消退，离开山区回城的愿望自然萌生。但是当年的户口制度是那样森严，老知青从把自己的城市户口吊销的那一天起就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等到感觉上当受骗，已经悔之晚矣。一些老知青就以怠工、装病等方式消极反抗。个别更为机灵的知青则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办“病残”等方式逃离大巴山。而大部分老知青在快乐与忧愁、奋斗与迟疑、希望与失落、觉醒与麻木之间打发着深山里的春夏秋冬。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由于社办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更由于上山下乡这一运动本身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67～1968年间，大多数社办场陷入瘫痪状态，难以为继。1968年，达县地方政府决定撤销社办场。1969年，随着大批“老三届”的知青涌人大巴山，最后几个苟延残喘的“老知青乌托邦”终于曲终人散，人去楼空，融入大巴山永恒的沉寂。
社办场解散之后，绝大部分重庆老知青就地插队落户，真正落到中国社会的底层。这一段经历使他们体会到人生艰辛和世情冷暖，对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第一手的了解，跟大巴山的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风里同来，雨里同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招工”大潮中，老知青逐渐离开了农村，其中大部分人回到了大城市；但也有一些老知青虽然离开了农村，却并没有离开大巴山；更有部分老知青至今还在达县地区，为他们的第二故乡鞠躬尽瘁，贡献生命的余热。
三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四十年过去了，旧事重提，究竟有什么意义？老知青的经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二十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这个世纪的战争、动乱和革命给世界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整个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老知青这个群体在1949年前后出生，在新中国长大。下乡之前，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