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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西方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最主要的是强调存在的没有根据性，即无家可归，与儒释道不能混在一起。
4）中国当代的虚无主义
中国当代的虚无主义，就是中国自身传统、精神的毁灭和崩溃。传统中国人的根据是天道自然、天人合一、天地君亲师，在我们的时代都毁灭了，这并不是说天真的塌了，而是说天不再作为我们世界的根据。中国传统是自然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后自然主义时代，“后自然主义”是我给它起的名字。自然时代这种说法不是我的创造，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说过。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的精神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这个自然的精神对西方而言，它与神启是相对的。中国只相信天地，不相信神，西方人相信神启。我们的时代既不相信天地，也不相信神启。中国现在不是西方的后现代，而是后自然时代。后现代是超过现代和前现代，中国现在既有前现代，也有现代、后现代，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后自然。这才是中国现在的虚无主义。具体地说来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丧失了根基，西方精神也不能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很多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但自己并不相信基督教。中国现在有所谓文化基督徒，即违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采用其文化。但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在他的言说、行动、生存各个方面实践其基督教教义。所以文化基督徒的出现只能说明基督教在中国的虚无化。所以中国现代的虚无主义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精神的溃败，二是西方精神的表象化，三是革命精神的丧失。其实革命精神是非常好的，当年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是非常崇高的，可惜我们的时代英雄没有了，雷锋不见了，这是虚无主义的表现。
2、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不等同于技术，技术主义是技术的极端化或技术化。如技术主义的极端
化在我们的时代表现最清楚的就是技术化伪装为科学，如科学万能等。技术主义在我们时代的表现是技术不仅仅是要控制自然，而且要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语言，我们时代技术化最典型的标准就是信息化，对语言的控制，如手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任何人离开这些东西就仿佛脱离了时代。
3、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在我们的时代最主要的是欲望失去了它的边界，失去边界最主要的是依赖于虚无主义，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根基，上帝不存在，天地良心不存在，于是一切都可以做，这意味着不仅一切好的都可以做，一切坏的也都可以做，正如美国人所讲的“everything Soes”（一切都行）。
五、总结
关于无原则的批判，我们的基本结构是先讲批判，然后是原则，第三是无原则，第四是三种批判，即语言批判、思想批判和现实批判。我们所讲的不光是抽象的道理，而且也有运作的可能。
所谓的“批判”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康德的说法，即区分边界。它不同于我们一般讲的批判的意义，因为一般讲的批判是否定的。所谓的批判也不同于分析。分析哲学的分析主要是逻辑分析，对句子的分析。批判即区分边界是描述一个事物的本性。批判也不同于解构。
原则主要从两个方面讲，一是从我出发的，即立场；二是从事情出发，即根据。与我的立场相关的还有观点和先见。立场是我所站立的地方，观点是我的视角，我所站立的地方决定了我的视角。观点是我所观察的切入点。先见是从我的立场出发，根据我的观点先所具有的见解，也就是理论，我所具有的理论，因为所谓“见”，也即看，就是理论的本义。
1、立场。立场包括自然思维和理论思维。自然思维不仅仅表现为与生俱来的，还表现为天地自然等。理论思维指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传统思想。海德格尔在他思想的第一阶段关于“人生在世”，批判的是日常思维；第二阶段批判的是理论思维，即西方传统的主体客体思维；第三阶段批判的是形而上学的当代思维、技术思维。
2、根据。如冯友兰的美国实证主义根据，朱光潜的唯物唯心根据等。美学始终没有脱离根据，为美寻找一个根据。这种根据思维遗忘了一点，即美自身是如何显现的。实践美学将一切与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审美现象最后都还原为劳动，那么与劳动并不相同的美和艺术到底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根据有几种，如中国的根据有自然、天道等，西方的根据有理性、上帝、自我、存在等，但追问根据都遗忘了事情本身是什么。追问根据的论证在逻辑上讲有演绎和归纳，两者论证的顺序和程序不同，但都遗忘了事情本身。如演绎论证：大前提——人是要死的；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在这样一个论证中，“苏格拉底自身是如何走向死亡的”被遗忘掉了。所以我们反对演绎和归纳论证，但是在揭示事情本身时，演绎和归纳可以作为工具而使用。
中国的诗性智慧（形象思维、象思维、比喻、性灵文字等）揭示出中国人的思维有两大特性，即自然性思维和历史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中常常出现自然性的例子，如天地、万物等。中国人从自然中发现道理，如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但天和地就自身而言无所谓尊卑，天尊地卑已经有立场在其中，天地如何与人建立联系并没有说清楚。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精神是纯粹自然的关系。中国人还喜欢举一些历史性的例子，如寻找邻居会联系到孟母三迁的历史故事等等。
但是，西方人从现象学开始已经在反对那种纯粹的论证性思维，现象学的口号就是“走向事情本身”，这是我们思想和批判的起点。
（李万军整理）
“思想”的累与痛
■ 高 华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伯威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多集中于当时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一般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岁月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他们的际遇应该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散布于穷乡僻野，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基层单位的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又是一个“小人物”。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与大多数毫不涉及“思想”，只因给基层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的人完全不同，伯威是因“思想异端”而成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异端”恰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大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伯威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伯威书的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的五十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伯威为建国后新时代的“进步青年”或“革命青年”，他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少年马列信徒”。伯威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真诚地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参加党团领导的尸切活动。他热烈地拥护新社会，支持党的一切行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的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伯威为期大林的去世而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的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竟被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消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全国沉浸在掀起不久的建设高潮的热烈气氛中”，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伯威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吃住都不要钱，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大一小两个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