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鹗隆保ǖ�487页），将以往《祭祀图》的误读，更正为“上计”和“亭传”主题，确实是新的发现。扬之水指出，“沂南画像石墓的表现手法……能够把既有的程式变作与众不同的叙述语言，且以画像石中少见的刻画细微突出了叙事中的细节的真实，其中的若干细节与文献对照，竟分毫不爽。作品选择了墓主人生涯中时人以为有意义的一二事件和生活场景，构成一部简略的画传，而‘拟绘画式’的写实之笔又使它成为在石头上用形象表述出来的汉故事，那么寻找和认识它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便是细读的意义了。”（第487页）这种对文物“细微”之处的“细读”，进而实现对历史“细节”的真确认识，从而理解涉及文化层面其实相当宏大的“历史信息”，显然是值得推崇的研究方式。如通过画面对“上计”制度的说明，虽然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点’”、“小小的局部”介入的，然而却揭示了涉及政治控制、行政管理、经济体制的相当宏大的问题。以往有关“上计”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以这种视角进行讨论，却可以将人们带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使人们产生全新的历史感觉。
对于汉代画像的理解，若干成见需要重新澄清。近年多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工作，使我们对相关历史迹象的认识得以更新。邢义田先生的研究，多可推进对此类汉代文物遗存的真实意义的理解。比如《汉代画象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一分，2000年3月）一文，就使以往误解为“树木射鸟图”的画像得以正名。扬之水的《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也有同样的学术贡献，应当接受汉史研究同道们的感谢。
《古诗文名物新证》所论述的主题，从秦汉直至明清，时代跨度很大，而研究的切人点，则全在细微之处。作者对于古人香事、茶事、书事、女子妆饰、儿童游戏、居室陈设、出行仪仗，乃至行政制度有关细节的详尽考证，展现了生活史以及社会史的多彩画面，正如作者所说，“琐琐细细，好教我们觑得当日情景”（第329页）。新近出版的《趣味考据》（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收入了其中的《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印香与印香炉》《说“事儿”》《从到百子图》四篇，已经受到读者的欢迎。
中国画中用工整致密的笔法描绘物象的，称作“工笔”。“工笔”是属于工细一类的画法，而有别于“写意”。如果我们用中国画不同的传统技法比喻历史文化研究的不同风格，扬之水的论著可以称作“工笔”的成功。
王筱芸先生在为《古诗文名物新证》所写的《序》中说道：“历史的细节是很有力量的。从学术史的大处着眼，每一次现代考古发现，都是在发现历史细节。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王国维据甲骨文考证的历史细节，对殷周制度研究的惊世开拓，并由此建立的文物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考古发掘带来的历史细节的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都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都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第 7页）在扬之水的研究中，“感兴趣并关注的是古代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细节——日常生活器物，与物相关的生活场景和文化语境——这些在宏大叙事的价值取向中，仅仅作为背景、退居边缘的对象——在作者的研究和本书里成为了中心。” （第4～5页）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深入、细致、精微的历史细节”的考察和描述，发现了若干历史的隐奥，“在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现场重构中，达到宏大历史叙事所不能企及的历史丰富性和生动性。”（第6页）我们同意王筱芸先生的话，也愿意重复这篇序文中对于扬之水的祝愿：“愿作者在其开辟的学术新天地中一路采撷，在历史细节的不断发现和重新诠释中，唤醒和复活更多的古典的记忆，用以温热和滋润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家园意识。”当然，我们内心更热切的期望，是有更多的学者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推进科学的史学学术的进步。
有人最近在阐说中国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喊出“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走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历史科学道路”的口号。然而所批评的倾向，包括“远离现实、淡化理论，以考据代替科学，以对枝叶末节的苛求代替对社会规律的探索”。我们不能同意将“考据”和“科学”对立起来的意见。实际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体现着真正的科学精神。梁启超评价清人考据，有“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的肯定的意见（《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6页）。也有学者曾经指出，清代考据学者“可以说是富有科学家精神，也运用了科学方法”，他们所坚持的，“便是牛顿、达尔文的治学态度。”“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假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话，他们便是达尔文、法布耳那样的科学家了。”（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266至269页）二十世纪曾经有一概贬抑“考据”的时期，当时对于考据学，有“厚古薄今、舍本求末、烦琐考证” （《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494页），“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369页），“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册第 315页）等批评。其实，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和研究，也许确实比空谈“理论”，空谈“社会规律”更接近“科学”。难以设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细节”的科学认识的基础，怎样进行“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事实上我们看到，“对社会规律的探索”稍有成就的学者，也大都从考据学的收获中得到过有益的学术营养。即使后来对考据学发表过不无偏激倾向的否定意见和批判言辞的学者，也往往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继承了考据学的学术原则、学术风格和学术方法。尽管他们或许没有察觉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论者在批评“以考据代替科学，以对枝叶末节的苛求代替对社会规律的探索”的同时，对“考据”的否定更进一步，又将这种研究方法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紧随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将中国史学变成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工具”，“变成西方学术的附庸”等同起来。这种说法，似乎使人再次听到极左时代的政治恫吓，让人感觉到似乎又要被曾经令自由学术窒息的沉闷空气再次包围。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心怀这样的忧虑：如果任由这样的观念影响史学研究，则不仅认真考察历史细节的“工笔”形式被否定，而涉及探求社会历史规律的“写意”的形式，也会因概念化、公式化导致的空疏之风的盛起而远离历史真实，成为由主观随意性主宰的无聊的涂抹。
神游雅俗之间 再现古人生活
■ 王学泰
我最不爱看古装电视剧，先不说内容多是不伦不类，让古人述说着今人的思想与新名词，做着“时代的传声筒”，就是剧中的道具服装也常常是错误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十分倒胃。例如把作为明器的唐三彩摆进唐人的居室，使得活人的房屋如同死人的坟墓；让宋代包拯看明清才有的线装书，而且是清代发蒙“课本”——《诗经备旨》等等。影视是最直观的形象艺术，我想创作人员除了追求悦目以外，也应该给受众点真实历史知识。也许编导们志不在此。然而国人习惯通过戏剧小说认识历史，所以得到的多是错误的历史。
人们希望了解真实的过去、特别是生活的细节，因为时间最容易淘汰的就是细节，许多事情过了一些时间，名称依旧，但内容却迥然不同了。孔子曾说“觚不觚，觚哉！觚哉！”现在的“觚”已经不是过去的“觚”了，模样整个变了。嘉名依旧，面目全非，所以，令孔子感慨万分。
事物的细节如何展示？在声光化电没有发明和传人的时代，古代学者就是用制图，用“图说”，也就是在文字之外，再用“图”诉诸视觉。于是，就有《仪礼图》《仪礼旁通图》 （杨复）《三礼图集注》（聂崇岐）等著作的出现。这些著作的“图”真是不敢恭维，不仅多有差错 （因为作者的根据是世代相传的图或实物而画），而且制图之糟，令人目不忍睹。当然这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作者，古代的雕版印刷也很难表现实物的细部。直到十九世纪末，近代印刷技术传人中国才使得表现实物细部成为可能。可是此时去古渐远，古人很清楚的事，此时已经不甚了了。钱锤书先生感慨说中国有两件事过百年而不可知。他指的是音乐与饮食。实际上远不止这两点。就在五十年前，北京小康生活水平以上的家庭普遍燃香，我记得小时候常到东安市场买香木（比火柴棍儿略粗，长度为火柴的三分之一）、香木末等。现在对五十岁以下人说大多不知道了。只靠印刷术进步还不行，因为这时许多事物要过细地认识它，就需要考证了。
近几十年来学风浮躁，很少有人愿意做这方面工作。因此，排历史剧想要真实表现历史的细节也很难，学者没有提供准确的材料，影剧工作者怎么办？不过喜欢看历史剧的观众也可以发现，大陆拍的历史剧在服装方面比港台认真，不像港台拍的写辽金的电视剧中一律穿满洲服装。为什么呢？这应该感谢沈从文先生对于古代服饰的研究。恕我孤陋寡闻，我认为他是第一位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生活细节的学者。他用古代书画、壁画及各种出土的文物与古代文字记载互相对证，以求得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人们服装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