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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是不是家里没有妈妈啦？”
袁根说：“有。我妈妈在家里天天劳动。”
又问：“那你为什么像亲妈一样照护我？”
“我没有别的理由，我就是看见……你长得像我妈妈。”
“哪一点像？”
“哪一点我也说不清。反正……像，很像。”
他说得这样简括。婆婆也没有再细问，她觉得知道一个蒙眬的“像”已够她回味无穷了。他们谈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唤“老妈妈”，一个唤“孩子”。虽然，这不是亲儿亲母间的称呼，但相见多了，谈得多了，内心上便有了一种亲情般的牵挂。心细的婆婆凭着她长期失明而多用心感耳听的超常功能，对袁根就像自己的孩子那样熟悉，每次袁根来，不用袁根叫，听到脚步声她就说：
“孩子，你来啦？”
“是的。老……妈妈，我来啦！”……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被人察觉而却没有察觉：每当袁根从县城回来，或者不知在哪一阵高兴或烦恼过之后，总会独自坐在一个地方，默默地掏出母亲的照片看一番。这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和所有农村孩子的母亲一样，温厚善良，满脸沧桑，衣服不新，但却干净。母亲平静地端详着他。他却不平静地端详着母亲。他经常想起小时候他摔了跤或是受了别的孩子的欺侮时，母亲赶来抱起他、拉起他的情景，经常想起母亲吃咸菜而把鸡蛋埋进他碗里的情景，经常想起他不忍母亲受苦中途辍学帮母亲种田而被母亲呵责的情景，正如阎维文歌词中唱道的那样：“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他分明看见母亲的嘴在动，从口形上看见母亲在唠唠叨叨安慰他，呵护他，但他听到的却是瞎婆婆的唤声：“孩子，你来啦？……”这时候，他才如梦初醒般发现，他与这个“老妈妈”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造成了一种情感的互动或是错位。
有一次，袁根去县城寄钱，又来看望这个“老妈妈”，但那个路口却没有“老妈妈”站卖的身影。他心里一惊，像疯了似的寻到家里，这是他第一次到“老妈妈”家。这时，他看见婆婆的门前燃着十几盆火，火势熊熊，烟雾弥漫。他惊疑地走进屋里，看见桌上一个黑像框里镶着一个虎眉大眼的小伙的放大的照片，照片前点着两支蜡烛，跟前摆着一盘水果，一盘点心，一碗小米捞饭，捞饭上插着一双筷子。婆婆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双手正抚摸着像片默默地流泪。袁根停住了脚步，他被这情景惊呆了，抑或是不愿意打破老人的默哀。还是婆婆听见了他的脚步声，说了一句：
“孩子，你来啦？”
袁根这才说：“是我来啦，老……妈妈。你今天没去站卖，我以为你生病了，把我吓了一跳。”
婆婆说：“今天在家陪我儿子。”
沉默一打开，婆婆就不再流泪。她接下来的讲述，使袁根从惊疑中发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婆婆把眼睛哭瞎后，她的儿子听说祁连山有一种仙草，能治好她的眼，就去采那仙草，不幸遇上了雪崩。驻地一个哨所的解放军官兵去救，结果也遭遇雪浪，有一个战士还受了伤。婆婆去雪山为儿子喊魂，她开始是走，走不动了就爬，硬爬到哨所。但哨所解放军为了她的安全，不让她进山。她面对雪山疯一般喊着：“儿啊！你在哪里？娘来啦，跟娘回去吧！……”儿子没有喊回来，永远埋在了雪山里。她听见的是哨所官兵们的回音。那个受伤的战士很难过地说：“老妈妈，你儿子是孝子，我们没有能力把他救回来。你什么时候想儿子的话就到这里来看看，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婆婆从士兵的心声里获得了慰藉，终于放弃找回儿子的努力。她对战士说：“我儿子有解放军在这守着不孤单。”然而，婆婆在家里却孤单。屋里一天到晚听不到说话声。她不愿一个人孤寂地呆在家里，在邻居——就是那个当初在桥头上指引袁根找见婆婆的四十多岁的胖大嫂的撺掇下，这才走出家门，干起一份既可谋生、又能排遣孤独的卖钥匙链的小生意。尽管如此，每到儿子遇难的日子，或是清明和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她就在门前烧许多盆火，她说她儿子在雪窝中冷；还有那些守在雪山上的哨所的解放军也冷，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解放军祈祷。
袁根听得震颤，听得眼酸。这不仅仅是婆婆的一段家庭的苦难，同时也是婆婆为什么甘愿默默承受那伍拾元假币的委屈而没有当面声张的合理的原由。他猛地向前一扑，半蹲半跪式地握住婆婆抚摸儿子遗像的手，粗急的呼吸声和滚热的汗气流像一尊倾倒的沸腾的锅炉。他本想安慰“老妈妈”，甚至几次冲动，想把“老”字去掉，响亮地唤一声“妈妈”。可是，又一次电流般的互动，使他想起了远在家乡的亲娘。在他激动和感动的时候，顶多也是这样只握住亲娘的手就够了，一切表达尽在不言中。正是这种互动带来的冷静，使他没有突破极限。他紧紧地、紧紧地把着婆婆的手，甚至连那声叫惯了的“老妈妈”也没有叫。他觉得这双手握住婆婆的手，就是她的儿子的手握住了妈妈，任何许诺和安慰都显得造作。
五
罗光辉那伍拾块钱假币的过错，因为没找到卖主而无法弥补。连里后来也没再追究而不了了之。但在他本人心里，却留下一块抠不掉的陈旧性疤痕，一触到那串钥匙链心里就隐隐发痛，在别人面前更觉得矮了半截。
形势给了他重塑光辉的机会。
上级突然给每个兵发了一本用英、汉两种文字编印的《对外用语手册》，作为一项紧要的学习任务，要求必须在一个月内达到验收标准。虽然这个小薄本只有几页纸，几十句，但要念准确、记得住、说流利并不容易。罗光辉的英语基础最好，当了连里的小教员。
罗光辉果然是个材料。他那清亮的语音令全连刮目相看。
一个月后，全连进行考试。结果，别的班都基本过关。爆破班倒数第一。拖尾巴的就是袁根。他只得二十分。
罗光辉有话了，说：“真是一块肉坏了满锅汤！”
班长也觉得不体面。但他不责怪袁根，反而批评罗光辉，说：“你生在大城市，从上幼儿园就学英语了，能讲几句洋话应该；可袁根呢，生在深山沟，穷得上不起学，勉强念到初中，没毕业就替妈妈干了农活。他差在基础教育上。他现在需要的是帮。从今儿起，你每天用两小时对他进行单个教练，他会跟上来的。”还有一句想说而没有说：“你不要因为挨过他的拳头这会儿就落井下石。”
午饭后，罗光辉和袁根就坐到一起。罗光辉教一句，袁根念一句。
“我们是中国军人。”罗光辉用中文念道。
“我们是中国军人。”袁根跟着也念得很好。
罗光辉用英语念这句：“威阿德查尼斯阿米曼（we are the Chinese armymen）。”
袁根却念成：“威阿德查尼斯哈蜜丸。”
“不是‘哈蜜丸’，是‘阿米曼’。听清了，再念——”
罗光辉又重复了一遍正确。
袁根又重复了一次错误。
罗光辉无奈地摇摇头，把这页发恨地翻过去，改念单词。先用中文念了“祖国；母亲；同志；兄弟”，然后改用英语。他前面念一个，袁根跟着念一个，都念得对。可是，合上本子，罗光辉念中文，让他背念英文时，这四个单词，袁根竟都念成了“母亲（mother）”，仿佛他只会念“母亲”，只记住了“母亲”。
“你真笨！”罗光辉终于忍不住，吼出一声气话。
这句话犹如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袁根的脸上。袁根的脸火辣辣地红。眼睛瞪了一下。拳头握了一下。他想顶他一句：“我是笨了点。可是，人，灵要灵得正道，不要灵过了头。”他知道这话说出去会伤和气，而且显得他不大度。因此没有说，咬住了。只好生闷气，生自己的气，恨自己。渐渐地，他的脸凝固了。手垂下。头低下。
几秒钟后，罗光辉又开始念。袁根却一气不吭了。
罗光辉见他不合作，一跺脚，起身去找班长。他向班长说了袁根四个单词都念成“母亲”而纠正不过来的情况。班长问：
“你认为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说：“我看他不是基础差，是脑子真有毛病。”
这正应了连长的那种担心。这是不是连长秘密交代特别注意的那种病态的有力证明呢？
班长疑疑惑惑。于是向排长汇报。
排长疑疑惑惑。又向连长汇报。
连长疑疑惑惑。于是就亲自观察。
熄灯以后。营区一片寂静。袁根独自坐在不影响别人休息的路灯下念句子。连长轻手轻脚地从背后凑近去，听见他把手册上的那些词句念读得非常标准，背读得非常流利。
连长窃喜地舒了一口长气。从此彻底解除了对袁根脑袋的担心，并对排长、班长、还有当了“小教员”的罗光辉个别交代：袁根一切正常，以后不准瞎猜乱疑！他就是文化不高，反应慢一点。
然而也仅仅是明朗了一个“脑袋”的问题。他对母亲所表现出的“不正常”情态，不仅仍然是一个令人堪忧的谜团，而且接下来的一段，袁根又出现了一些更加“不正常”的苗头。
六
进入本月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