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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会找不着呢？那婆婆眼睛看不见，不会有多大流动性。你没有记准她的特征吧？”
罗光辉说：“我记得很清。那婆婆六十岁左右，四方脸，花白头发梳成辫平盘在头顶，左眼角的深皱纹里有核桃大一块棕色老年斑，胸前吊着个灰色大布兜。”
班长说：“反正还是你工夫不到家。犯错误在一念之间。改错误得有点耐心。明天再去！”
“明天还去？我的妈呀！”罗光辉苦叫了一声，自认倒霉。
这番话让在旁的袁根听在了耳里。
罗光辉次日又去找了一天，仍然无功而返。
第三天班长还让去。罗光辉头痛发高烧，打起了吊针。
罗光辉发烧是被袁根发现的。从挨了拳头后的两个晚上，罗光辉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把铁床弄得吱吱响。开始袁根以为是对他的一种报复，故意要弄出一些响声来，叫他也别想睡安生。可他觉得架已打了，处分也背了，不想再生枝节，于是他强忍着床的震动，没有理他。可是，昨晚却不一样，响声不仅大，而且频率高，把床架弄得直摇晃。他问了一句：“你是咋的？有意见也不能跟床过不去！”罗光辉的回答却不着边际：“森林失火啦，快救火呀……”袁根觉得不妙，爬起来去摸他的头，才知道他在燃烧中挣扎。于是赶紧把他背到工地卫生所。
罗光辉安然无恙。袁根却心事重重。
马上是个星期天。袁根请假去县城给他母亲寄钱。每月寄一次。这是他的惯例。当他在邮局办完之后，无心去逛街购物，却直奔太平桥头。桥头上行人熙熙攘攘，一个挨一个卖野药、藏刀、牛头骨之类的摊贩把本来狭窄的桥面占得只剩下一个甬道。袁根在桥头细瞅，见桥桩前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手执一根“干”字形木架，上面的横杆上挂满了钥匙链。袁根明知道不是，但又不想走开。迟疑许久，上前问道：
“大嫂，请问：以往经常在这卖链子的有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我想找她，你可知道？”
大嫂梗了一下，随即和气地说：“你找她有什么事？”
“是这样：几天前，我在她手上买了一串儿钥匙链，因为钱大找不开，今儿个特意给她送钱的。”
大嫂问：“她多大年纪？”
“六十岁左右。”
大嫂“啊”地一笑：“那一定是胡婆。她是个孤寡老人，这些天腰腿疼没上桥。”
“在哪呢？”
“在她家门前的胡同口。下了桥往东照直走，左边第二个路口，她就站在那儿。”
袁根谢过大嫂，很快来到胡同口。果然有一个瞎婆婆站在路边，手扶链架，等待顾客。他没有认错，婆婆的头顶盘着花白的发辫，左眼角的深皱纹里果然有核桃大一块老年斑，一只手紧紧压在胸前的灰布兜上。袁根热血沸腾，高声喊道：
“老人家，我终于找到你啦！”
“你是谁？”婆婆惊然梗直了脖子。
“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赔什么礼？”
“几天前，我在你手买了一串钥匙链。可我给你的伍拾块钱是假币。现在，我把真币补给你，再向你老人家说声对不起！”
这一说，倒使婆婆十分镇静了，伸出手说：“你过来，让我摸摸。”
袁根以为是要打他。如果仅仅是挨几下打也不要紧，补过就应该付出代价。担心的是一个军人当众被打，丢掉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而是解放军的声誉。他犹豫了一下。但马上便有了主意。他把军帽摘了，军上衣脱了，往前一站，眼一闭说：
“老人家，你‘摸’吧！”
婆婆的手颤抖地举起来，从头摸到脖子，说：
“你，怎么把帽子摘啦，衣服脱啦？我怎么没有摸到你的帽徽、领章？”
袁根愣住了。
婆婆说：“孩子，你不要奇怪。其实，当时你给我假钱的时候，我就摸出那是假钱了。我没有眼睛，一辈子就靠手上的功夫过日子，咋会摸不出来呢？”
袁根说：“那你为什么不当面出我的洋相？”
“孩子，要是别人，我会说的。可我当时就知道你是解放军。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离近了还有光的感觉。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你头上有一颗星星在闪烁，很明很亮。因此，我知道你是解放军。何况周围那么多人都盯住你呢。不就是一串钥匙链吗，解放军需要一串钥匙链。再说，我不以为你是故意用假钱来骗我，或者你也不知道那是一张假钱。我这个老婆子把它收住就是了，何必为难解放军呢？”
袁根的眼睛湿润了。他陡然抚住婆婆的手，结结实实地喊出一声“老人家，你真伟大！”仿佛他不是替罗光辉补过，像在为自己洗刷心中的污渍。然而，连胡婆婆都没有想到，他在激动的气促中，竟提出一个近乎唐突的要求：
“老人家，我是本县驻军战士，叫袁根。你就响响地唤一声我的名字吧！真的，老……妈妈，我求你呢！”
他把“老”与“妈妈”故意间隔开，而且将“妈妈”唤得很重，拖得很长，尾声中还带着颤音。
婆婆感觉到了这份非同寻常的情感，但却不明白如此迫切的原由。她听得出，那间隔开的“老……妈妈”中似有一种强烈的认她做“妈妈”的渴望，但天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仅仅一次为补还真币的检讨，就动这种心意，于情于理都是不可能的。也许自己太多心了，也许袁根原本没有这个意思。她这样想着，因此，她并没有进人情感的波澜里。她用一种平静，轻唤了一声：
“孩子……”
就这一声“孩子”，袁根似乎也觉得满足了。他响亮地应了一声：“哎——！”接着又唤了一声那间隔开的称呼，眼眶中，涌动着婆婆看不见的热泪……
就是这一次，袁根认下了这个“老妈妈”。他每月去县城给自己母亲寄钱时，总要去路口看一次这个站着卖钥匙链的“老妈妈”，每次给这个“老妈妈”留二十块钱。
这件事袁根对谁都没有讲。更没有对罗光辉讲。人们只看见他笑更多了，眼更小了。而罗光辉仍然隔三岔五地去县城寻找，每次都扫兴而回。袁根看在眼里，却一笑了之。
三
马上到了年底。
连队给每个兵发一盘磁带。把每个兵对家人的拜年话录下来。还讲些在部队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高兴事。报告成绩、体会什么的。再唱一首歌。录好后寄回家里去。让每个兵的父母亲听一听。听到儿子在外面一切都好，少想念，多放心。
这件带现代化的好事儿，人人都高兴。都录了。都寄了。话讲得挺清亮。歌唱得很优美。
袁根却不。
连长查过袁根的档案。知道他是个没有父亲、只有母亲的独生子。这更需要寄录音回去。不然，孤独的老娘太苦闷，这个年不好过。他问袁根：
“你为什么不？”
袁根沉了半天，说：“我家没收录机。”
连长说：“现在，这东西不贵。花一二百块钱买一个。”
袁根说：“我母亲平常用不着。就为一年听一次这，听完放起来，不需要。”
连长又说：“向邻居借一个放一放也行。”
袁根摇摇头。
再问就低了头。
连长便不再问。心已有了谱。他断定问题的根本是因为穷，舍不得买。于是慷慨解囊，为袁根买了一台收录机，让袁根录好磁带一并寄回去。
袁根急出一头汗。话都急得变调了：“连长，不能叫你破费。我不是买不起。我妈不识字。寄回去也不会用！”
连长说：“这又不是高科技玩艺儿。很简单的。插上电源一按就响了。即使她老人家不会，村里人总有会的，一问不就会了吗？”
袁根坚决地说：“我妈不需要这个。真的，不需要！”
连长有些生气地说：“天下父母都会想儿子，都需要。我看是你不需要，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反正，机子买了，寄不寄，录不录，由你吧！”
说完，将机子塞进袁根的怀中，又补了一句：“虽然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不孝不是一个好军人！”
可袁根到底还是没有录，没有寄。那机子像一个多余的物件，冷落地放在他的床头。
过节以后，许多兵收到家里寄来的反馈磁带，抱着小收录机哇哇地放。都是自己父母亲的家乡话、家常话。都是自己亲人们的鼓励祝福、欢声笑语。听得人很惬意。
袁根坐在一个角落里。或躺在铺板上闭着眼。再不就用枕巾塞上耳朵。再不就走出去，躲到远远的地方坐。
兵们见他这样，就在耳朵里掖上小耳机，自己听。睡觉前听。散步时听。都怕惹恼了他。
其实，袁根只是烦躁了那一阵。那一阵过后，一切都好了。还是笑，而且，当别人再听的时候，他也想听。还让人把音量放大点儿。
兵们都说他古怪。对他猜测纷纭。
有的说，他是冷血儿，生性不想母亲。平时连信都不写，所以更不会寄什么磁带。
有的说，他因为打架背了处分，不知道对母亲说什么好，没脸对他母亲说。
本班人却另有高论：联想到“母亲节”那天缺少的那个母亲的故事，推断他母亲可能是后娘，他从小受过虐待，他恨他母亲。
更有甚者，说他脑子有点儿不正常。
也许都有道理。
这些闲言传到连长耳里。
连长不担心别的。倒担心最后那种情况：怕他脑子真有毛病。如果真有，确是要好好治一治的，不能掉以轻心。于是便默默观察。于是又默默交代排长、班长观察。观察他的思维反应，操课站岗，一举一动。
都在猜疑。事事有眼。
只袁根一个人不知。仍如平常一样施工执勤，与人言笑，随和可亲。
四
尽管有那么多猜疑的目光印在袁根的背后，但他与婆婆的交往却一直没有被发现。袁根每一次都在那个路口与婆婆相见，每一次都嘘寒问暖，把“老妈妈”叫得响亮而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