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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批为一贯错误，批我们的人，当时正确，现在还正确，实在奇怪。
我同赵紫阳争论的次数不少，其中最尖锐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好意。他说，十二大以来，一直讲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形式，他主张改称为多种所有制形式。我觉得无所谓，经济成份，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无非是对同一问题的几种提法。后来他讲到发展商品经济这一段，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讲了其他一些话。我说，前面讲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后面讲发展商品经济时只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前后不能呼应。我说，这种提法可能导致两种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都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种理解，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只限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了前后衔接，应在提法上加以区别。是否可以说，发展商品经济，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一听这个话，马上就火了，说你这是在搞繁琐哲学，结果就要干扰改革开放。我说，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刚才讲得非常明白，你的这个定义式的断语，同你前面的说法不一致，两种理解中不管哪一种都不对，我们现在不能只允许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不允许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也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统统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时万里同志插进来帮腔说，我知道，你同胡乔木都不赞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提法，胡乔木甚至说这种划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万里讲的时候火气不小，声音很大。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会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不利于解决问题，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好。这样一说，万就不吭声了。后来我就此问题又同赵紫阳继续争论，争了约有20分钟。耀邦在一边听，不搭腔。我同赵紫阳争的结果，还是他妥协。他说，好吧，好吧，发展商品经济从总体来说，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说有了这句话，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
在讨论广东、福建两省经济问题的座谈会上，主要是赵紫阳同乔木争论。赵紫阳不赞成提反对投机倒把，后来胡乔木就妥协了，叫投机诈骗。后来搞一个文件，我负责修改，里面没有用“投机倒把”这个概念。赵紫阳没有听清楚就说，怎么“投机倒把”这个词又出来了？发了一顿火。他发完了火，我说：紫阳同志，文件里头没有提反对投机倒把，还是按照两省经济座谈会的用语，写的是投机诈骗。他不说话了。
长途贩运问题，首先是任仲夷同志提出来的。允许不允许农民长途贩运，也就是允许不允许农民经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梅行同志的某些意见我不赞成。他笼而统之，不同意农民经商。林子力告状，说我不赞成农民经商，这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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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七 在烟台审核“百日电台”电报稿
在烟台时，我还做了一件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编写一本书，汇编有关新疆和平解放中央与新疆往来的文电。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收集了我当时携带到新疆的电台（也叫百日电台）发给中央的一百多份电报，选了八十多份，准备作为汇编的重要部分。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派人带着稿子来找我。在烟台，我把稿子核对了，包括注释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新疆军区政治部合编的《新疆和平解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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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八 研究总结〃八九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
从烟台回来，宋平委托乔木和我召开座谈会，准备进行“八九政治风波”70天的总结。这个工作延续了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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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九 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言
与此同时，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企业管理会议在怀柔召开，研究赵紫阳下台后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赵的失误。这时候，中央发了7号和9号文件。9号文件提出党委还是政治核心，从此出来了〃两心〃的提法。厂长是中心地位，党委是政治核心。
1 谈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在这个会上，我做了一篇发言，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企业的性质，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企业来讲，厂长指挥一切，可以讲厂长的中心地位；但我们很多企业同时也是个小社会，企业办社会嘛，很多企业是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毛主席讲过，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其中包括企业在内。既然它是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厂长就不能指挥一切了，这就需要有党的领导。企业同时也是党领导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党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这里。
2 谈自由化泛滥的三个阶段
更重要的一点是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讲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大体上经过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的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发展的后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八九政治风波”就是这个政治势力表演的结果。当然这股政治势力是由美国导演和指挥的。然后，我根据赵当总书记这一段在经济领域里自由化思潮的表现，提出了8个问题，希望大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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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 起草中央同意邓小平辞去两个领导职务的决定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中央常委及杨尚昆、万里谈话，提出要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他经过杨尚昆转达，指名要胡乔木和邓力群来起草中央同意他辞职的决定。
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从1986年9月他和我谈话，到这时已经三年不找邓力群了，现在要写中央同意他辞去军队领导职务的决定，他又想起了邓力群。
本来领头做这件事情的是胡乔木，但乔木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说：你先去搞一个稿子。之后，乔木去了山东、上海。我找了几个人写了好几遍，形成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2800字，一个方案是4000字。最后的稿子有两点缺陷，一点是遗漏了，另一点则是疏忽。召开七大之前，各个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只留下邓小平负责，还代理北方局书记。我知道这个事，但写的时候忘记了。疏忽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是管军队的，他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上的作用，我们疏忽了。邓小平那里加上了这两点。征求了中央几位同志意见，胡乔木接手改了几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为什么不找别的人，而要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起草这个决定，一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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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一 在南昌《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上讲话
1 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11月，我去南昌召开了《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有一篇讲话。主要内容讲了两点。在〃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我讲了一点自己的意见。与过去的意见连续下来，有一点发挥。意思是讲：〃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要求〃改革开放〃，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来说，〃改革开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两者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稍不谨慎，就可能损害〃四项基本原则〃。理解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而难处也正在这里。我讲的这个道理，我看站得住。
2 国际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
第二个内容，是根据70天的总结，讲了一下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问题，讲了阶级关系的新情况。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风波〃中呼唤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对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中产阶级形成以后，国内的政治格局就难以逆转了，自由化分子就是这样一个企图。我的讲话，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九政治风波〃的原因，说明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
3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在编写会议上，大家还提出了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史的问题。为此，1990年2月，中央宣传部又发了二个文件，要求在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编写这部丛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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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从江西回来后，遇上了“一二·九”运动54周年纪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学生会向北大的老同学发出邀请，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到会给北大的积极分子讲讲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体会。我的这次谈话，用我们家庭两辈五个成员和北大的历史关系来说明一个道理，即爱国要爱得正确，还要爱得执著。
这篇讲话既有思想，又带感情，不仅是我回忆北大学习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体会。抄录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这部自述的一种总结。
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