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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一种总结。
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我参加纪念“一二·九”座谈会。我想讲点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这个家，和北大有点缘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大哥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50年，我的一个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参军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转业，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完研究生。我的儿子〃文革〃时在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经济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进北大经济系，读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个人在北大读书，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历史的联系。北大的情况好，我们跟着高兴，北大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也跟着发愁，甚至难过。在大的问题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从暴乱到平息暴乱，北大的同学们，除了王丹等少数几个人以外，据我了解，其他的同学，都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但是爱国要爱得正确，很不容易；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发言，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来跟同学们谈谈这个问题。
我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许德珩同志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当时在北大的陈毅同志、邓洁同志，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他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周报》、《国民新闻》的总编辑，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段祺瑞政府，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开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时期，我的三哥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见习排长，他所在部队作为先遣队，在经过湖南桂东时，他回了一趟家。母亲、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时，他满腔热血，认为自己责任在身，只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在战斗中，作战很勇敢，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我大哥不久也从广州回到家里，住了几天，经长沙到武汉，转到冯玉祥的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军打到江浙，我们党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发生〃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我大哥转变成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中原大战。同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我大哥作为改组派骨干之一，参加了这些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1934年蒋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国留学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同陈铭枢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汪精卫出走到了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劝他一起行动，在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这样的紧急关头，他选择了留在重庆、坚持抗战的_道路。在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一九五一年他当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1953年去世。盖棺论定，从爱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爱国的立场。尽管可以说是爱国的，但历史证明，他爱得不那么正确，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爱国的立场，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地方学俄文、学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当积极。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在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动乱的人站在一起。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动乱的。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我的侄子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后考上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入了党，政治方向一直不错。不能说他多年中间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可以说，他从参军那天起，到北京这场风波，政治方向对，识别能力比较好，工作勤恳、努力，业务能力达到了高级编辑的水平。
我的儿子，1966年初中毕业，不满18岁，就下乡劳动，在农村将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过我，说了两句亲身体会的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他当过生产队长，劳动肯干，同农民的关系比较好，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在农闲时，登名山，临大川，访问古战场，凭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抓紧时间读了书，结交了一批在农村锻炼并且立志献身农村建设事业的青年。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牵连。回到北京，我让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方面的经典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1977年恢复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读的也是经济系。1980年，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竞选活动。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跃的一个是胡平，一个是王军涛。他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与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以及平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曾和我说过，在这次北大的竞选活动中，沙健孙等老师主动出来设讲座，回答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帮助不少同学提高了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他在经济系学习的过程中间，意识到搞经济不懂得数学不行。所以在北大几年，不仅读完了经济学的课程，还读完了数学系大部分课程。毕业以后，他同一批立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青年，在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人员，也入了党。到1983、1984年，这些人中间发生了分化，有几个人离开社科院，到了国家体改委的体改所。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考验。在接触实际、研究理论的过程中，坚定了信念：中国要坚持公有制，不能实行私有化；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资本主义化。
说到我自己，我想说一说“一二·九”运动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农成份，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戊戌变法前，湖南兴起新学运动，属全国之先。他同几个人在我们乡里办了桂东第一个洋学堂。他当过教员，也当过校长。这里顺便说一个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军，到我们县里打游击，筹款，做群众工作，去抓一个大地主。没想到我父亲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却没跑掉，结果被抓去。这支部队里负责政治工作的袁任远，是我大哥在河南冯玉祥部队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那时冯玉祥同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不一样，蒋是屠杀，〃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冯是礼送出境。他就是被礼送出境的一个。当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亲时，还特加优待，家里交了三百块光洋就给放回来了。1933年5、6月间，父亲到了南京。这个时候，南京有几个大贪污案被揭露，闹腾了一阵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讲到，一个多月在红军部队里的生活，使他认识到红军官兵平等，为国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结论：救国救民，要靠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前途。一个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红军抓过的人，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我脑子里留下不能忘记的印象。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的思想变化过程。北伐胜利后，湖南掀起了广泛的农民革命运动，我那个桂东县是1926年开展起来的。我在小学受过国耻教育，那时参加了儿童团，唱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绅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农民进驻地主的院子，分他们的粮食，砸伪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领导农民运动的是两名小学教员。〃四·一二〃后，他们一个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个跑到长沙，也被抓住杀害了。邻村一个小学教员，也是积极分子，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送途中跳到河里，被打死了。当时到处反共清乡，陷入白色恐怖。在这个时候，参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后回家了。他们都讲，他们打仗时出生入死，没想到旧的军阀打掉了，新的军阀又上来了，他们不愿意再为蒋介石卖命。这使我认识到，蒋介石是个刽子手。毛主席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军多次经过桂东，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说，红军官兵平等，纪律好，心向穷人。但是瞿秋白实行盲动路线，一些〃左〃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也使人们产生一些疑虑。
我1929年夏天到长沙，在原由国民党左派主办的一个中学上学，开始阅读左倾的文学作品。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深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