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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日复一日地想念她们，或者是她们中的某个人，或者是不确定的。我以为自己在爱着，并且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总有一天吧，我对自己说，我要娶她们中的某个人，爱她一生，和她生很多孩子。
与此同时，我开始看色情读物和地下手抄本，比如《少女之心》。我们总有办法弄到这一类的书籍和连环画册。我想说，那是1984年前后的中国，自由风气已渐渐复苏，即便禁锢如中学校园，我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去了解性。
师生大会上，校长一再重申，要杜绝手抄本，看见了予以没收，焚烧。读者记大过处分。他建议我们读些科普读物和伟人传记，底下有人轻轻笑起来，也有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咳嗽，角落里响起了短促的口哨声。
校长也微笑了。他看着礼堂里挨挨挤挤的人头，黑头发，黑眼睛，一张张年轻的脸，脸上精力充沛、或因某种原因而苍白的黄皮肤。他叹了口气，说道，没办法，我也知道有些话力不从心。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青春期过来的，我们只能如此。你们得等待，而且一定要把精力转移。
最后他说，青春期是个关口，你们都会走过去的。可是有人走得很好，有人步履艰难。人生的分岔也在这里，所有人概莫能外。
想起来，这就是我遇见阿姐以前的生活。大约在十四五岁，或者十六岁。我厮混于街巷，校园和家庭。后来，我很少回家了。我父亲也懒得找我。知道我活着，玩耍，厚颜无耻。
我寄居同学家里，偶尔和他们一起吃饭。隔几天再换一家。他们攒零花钱给我，有时也偷父母的钱。他们乐此不疲，并引以为豪。坚信这就是江湖义气和英雄主义。
后来，我把这些讲给阿姐听。她异常着迷，常常快乐地笑着。她也时常打断我，说，等一下。她问的是细节。她沉迷于此，一点细枝末节都不放过。有一次，她拉着我的手，认真地说，我想了解你。我想知道，在遇见我以前，我的孩子都在干什么？他在逃学吗？在打架斗殴吗？在追姑娘吗？那是在哪一天呢？他感到害羞吗？他的脸红了吗？
她说着笑了起来。
无聊的时候，她就说，给我讲讲你从前的事吧。我说，这已经是第三遍了。她说，可是我还想听。她微笑着看我，期待着。这时候，你会觉得她是个孩子，而不是我。我们之间常常有这样的时刻，仿佛年龄的差距缩小了，颠倒了。我是个成年男子，而她是个小女孩。她像的。很多年以后，我仍相信，她的神情里有天真和单纯的东西，虽然她并不总是。
有时候，她也会弄乱我的头发，仿佛不相信地看着我，说，我的男孩长大了，是个男人了。
又侧身打量我一眼，摇了摇头，说，果真是这样吗？
当我说起一件事，她便问，这是在哪一年？
我想了想。1984年。
她说，嗯，那年你十四岁。我三十岁。那年我在干什么呢？她抬头看天花板。嗯，肯定结婚了。结婚都六年了。那是在春天吗？她侧头问我。
我想了想，说，也许吧。我记得街上有悬铃木的粉尘。
她说，悬铃木的粉尘。1984年春天。南京街头。一个小伙子在追一个姑娘。可是我在干什么呢？她皱着眉头笑了笑，说，真的不记得了。
我说，我没在追姑娘。心里暗恋过，可是不敢。
她笑道，可是你在向她吹口哨。跟踪她一直回家。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小婴。——她长得漂亮吗？
我不再说话。隔了一会儿，她捅捅我的手肘说，生气了？
我笑道，是你在生气吧？
她捏我的耳朵，笑道，这个家伙。她用脚砸我的脚背。
对阿姐的回忆就这样开始了。
我很奇怪，这么多年来，我竟然忘记了这个女人。她曾经是我的一切：两年，天涯海角的浪荡生活，一部浪漫温情的犯罪史。
一部传奇。
我曾跟随着她，如影随形。从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到广州，到西安……我们曾到过中国最富贵的城乡，遭遇过各色人等。那里头的激荡惊心，温柔狡诈的纠缠，就像一幅浮世绘。那里头的戏剧性，是啊，戏剧性——我相信，它是一场梦。
她时而温柔如水，时而暴戾乖张。她多情，也狡诈。她是一张脸谱。无数张脸谱。她是普天下所有女人集大成者，善的，恶的，美的，丑的。
无数张脸谱相映生辉，最终定格成独一无二的她。她是我的阿姐。
她是一所学校。对于很多男人，她是启蒙老师。她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训。使他们懊恼，丧失信念。使他们如火如荼，欲火中烧。她给了他们希望，然后毁灭它。她曾经让有些人倾家荡产，一蹶不振。
她是我的阿姐。
第一部那一年，我十八岁
是她，使他们一点点懂得，人世是这样子的，而不是那样子的。她让他们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信任。她不同情他们。她说过的。
她说，这是代价。男人们的成长得付出代价，他们应该感激我。
她又说，我只是对菜下筷。为什么同样的招数，对有些人不灵，对另外一些人则奏效。我有数的，小家伙。这不能怪我。
她笑了起来。拿手摩挲我的头发，并把手指插进去。她的笑容明朗坦荡，天真无邪。那一刻，我觉得她温柔至极。
呵，这个母亲式的情人，她大我十六岁。她是我的姐妹，兄长，父母。我想说，她类似我的亲人。那两年里，她补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我缺什么，她补什么。父爱，母爱，手足之情……那两年，也是我人生最光彩夺目、惊心动魄的两年。成长，情欲，汗渍淋漓地奔走，
游荡。曾经穷困潦倒，曾经极度奢华。
阿姐。
和她分手以后，我去中央美院进修。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从爷爷那儿继承了对色彩和线条的敏感。五岁开始接受素描训练，七岁有了自己第一幅油彩画。我在不足一尺见方的画布上涂满各种颜色：秋天的窗户，电线杆，红砖墙的楼房，绿色的阳台。有一户人家在晾晒衣服。
我还画了风和阳光。青黄的落叶满地都是。
还有山坡。一家人坐在户外喝茶。有老人和中年夫妻，小孩子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
那些年，我想表达很多东西：温暖，理想，生活。我用色彩和图案说话，来不及地说，要说很多话。是的，做一名画家，以卖画为生。或者一贫如洗，不名一文，或者财运亨通，流芳百世。
那曾是我的一个梦想。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弃画从商。开一家贸易商行，做进出口生意。我从十岁来到南京，辗转北京。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这其间出过什么问题。总之，我没有实现少年的梦想。而且越来越遥远。
现在，我是一个商人。生活安定，可是常常觉得很潦倒。就是这样。
肯定出过什么问题。先是在我十岁那年，爷爷奶奶死了，我被父亲接到南京。我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我侵犯了别人的生活。
什么都是陌生的。城市，小朋友，屋子里的家具。父亲，母亲，蹒跚学步的妹妹。我不再学画了，所有人都不再提起。连我自己也忘了。
我走在深夜的南京街头，看见昏黄的街灯底下，夏日的蛾虫飞舞，有的撞进我的鼻子和眼睛里。许多人像我一样走着，行色匆匆。也有自行车从我身边擦过，一路的铃声摇过来，摇远了。
我看见梧桐叶的影子落在人行道上。——方格子水泥板铺成的人行道，上面雕着花，我还能记得。我从上面踩过，一格子一格子，当心自己不要踩错。
象棋摊旁围了一群人，也在路灯底下。有一个穿白背心和短裤的中年汉子站在一旁，翘首张望。他时不时打着芭蕉扇，扬声说道：走卒。偶尔他也向路边的姑娘瞄上一眼。
那些姑娘们，穿着时代的裙衫，在二十年前的南京街头，算是时髦的尤物了。
只在这时，我才会想起作画这件事。我想把它们画下来，用纸和笔，或者画布和颜料。我想涂上很多颜色，柔和的，新鲜刺激的。关于街景，夜色，灯光。梧桐叶的影子。关于象棋摊旁的男人，穿着罗衫的姑娘。街对面卖茶叶蛋的老奶奶。
我想在画面上打上阴影。想起来了，它应该是一幅铅笔画的素描。当然了，画成油画也不会错。比如，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奶奶，她坐在街灯底下，睁着眼睛。她的眼神是钝的，就像睡着了一样。我想，那天她的生意也许不够好。
我想在她的面容上涂上厚重的颜色，比如，橘黄色的，偏暗。非常厚重。还有她的瘪嘴，刀刻一般的皱纹。她的神情呢，应该是冷淡的。麻木，冷淡，事不关己，稍稍在走神。总之，就像睡着了一样。
很多时候，我只是偶尔想想作画这件事。我不允许自己想得太长。已经不可能了。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一切由不得我做主。
我总是很晚回家。一个人在街上闲逛，看看街景。我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形单影只。脑子是空的，什么也不想。无所谓快乐，忧愁，痛苦。我甚至没有学会伤感，是的，那年我十岁，还不懂。
我斜挎着军黄书包。当我跑起来的时候，能听见书包里，铅笔盒撞击书本的声音。我常常一路狂奔，因为闲得无聊。累了，就找个角落蹲下来，偶尔会在树底下挖到一些蝉蛹。
我很希望，当我回家的时候，——在我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屋子里静悄悄的。家人都外出了，或者已熄灯安寝。我不想见到他们，也不想与他们同桌共餐。
我是个外人，一个地道的入侵者。对于这个家庭，我觉得抱歉，并一直自惭形秽。
有一次，在饭桌上，我父亲让我叫母亲。我犹豫了一下，低下头，嘴唇嗫嚅着。我似乎是发出了某种声音，也许没有。我不记得了。
我觉得屈辱，就为了那个声音。我吃别人的饭，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