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西方国家的现行政治实践中，自由主义的影响要比社群主义的影响大得多，许多主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策略实际上是按照自由主义原则设计的。社群主义者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当他们倡导从〃权利政治学〃转向〃公益政治学〃时，他们也相应地呼吁将现实政治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并据此对现实政治提出了种种严厉的批评。
社群主义对现实的〃权利政治〃的不满典型地体现在桑德尔的〃程序共和制〃理论中。
桑德尔认为，现在的共和制已经与早期的真正的共和制大不相同，它是一种〃程序共和制〃（Procedual Republic）。所谓程序共和制，桑德尔的意思是受自由主义观和自我想像激励的公共政治生活。这种程序共和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共和制的创建，但其核心内容在本世纪之初才得以显现，到本世纪中叶才得以完成。导致程序共和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全国性的市场和大企业取代了早先的分散性市场活动，共和制早期的分权的政治制度也随之过时。到20世纪中晚期，全国性的共和制进一步发展。除了战时的极端之外，国家的规模显然是太大了，以致无法培养构成意义上的社群所必需的共享的自我认知。这导致从公共目的的哲学转变为公平秩序的哲学，从善的政治转变为权利的政治，从国家的政治转变为程序的共和制。
桑德尔分析了早期真正的共和制与程序共和制的主要区别。他说，在早期的共和制中，自由被当作民主制度的一种功能，而在程序共和制中，自由被界定为保证个人对大多数人的背离。随着权利的扩展，政治便从小规模的社团转移到最普遍的形式民族国家。他发现，这种程序共和制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排挤民主，二是削弱社群所依赖的基础。他指出，要克服这两种弊端，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在全国性的规模上再造政治社群，使政治国家化，从而建立一种普遍之善的政治。迈克·桑德尔：《程序共和制与浑沌无知的自我》。（五）简 要 的 评 析
社群的思想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产生了，此后这种思想在西方历史上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群学说，到了本世纪80年代以后，它事实上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之一。社群主义概念出现在19世纪末，据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里·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1887年就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断定道德理论将围绕着两种极端的立场而展开：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马克·克拉迪斯：《对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辩护》（A munitarian Defendence of Liberalism：Emile Durkheim and Contemporary），第1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
尽管社群主义的思想及其概念早已有之，社群主义概念也频繁出现于当代的政治学文献中，但是有意思的是，本文中论及的诸如迈克·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迈克·华尔采等社群主义名家自己却几乎不使用这一概念，更不用说以社群主义者自居。戴维·米勒可能是个例外，他在著作中倒是不避讳使用社群主义概念，但即使如此，他也更倾向于把自己说成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社群主义者。
社群主义概念的模糊性当然更主要的是在其内涵上。究竟什么是社群主义，它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何在，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克拉迪斯对这种状况所作的概括颇能说明问题。他问道，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相互的讽刺。在杂志和书籍中可以找到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他们的一切都由其对手来界定。社群主义的批评者这样来描述社群主义者：确信不存在什么天赋的人性（或非历史的理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权利，希望所有社会成员都打上传统的、狭隘的生活方式的烙印，从而提供稳定而持久的认同和社会习俗。在他们看来，人们的公益优先于正义，即优先于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则如此来描述自由主义者：确信存在着一种可以发现的天生人性（非历史的理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权利，希望使个人从传统的桎梏和强制性的同质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个人实现其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的认同。在他们看来，正义（个人权利）优先于公益。社群主义者有时又被称为集体主义者，他们贬低个人的价值；而自由主义者则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无视社群的价值。最后，克拉迪斯得出了如下结论：几乎不存在什么对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的公正描述。像理查德·罗蒂这样一位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者让·汉普顿说他是〃社群主义者〃；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则说他像〃自由主义者〃。马克·克拉迪斯：《对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辩护》，第1页。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社群主义确实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尤其是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政治哲学而存在着。
从直接的知识根源说，社群主义是对西方政治思想中自古就有的社群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梯尼斯的社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间接的知识根源来说，它是对70年代后盛行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应。然而，一种政治哲学的产生归根结底是有其现实基础的。社群主义兴起的现实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之上的西方政治固有的一些缺陷和它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当代西方社会的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弱化。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上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主要功能是保护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机会均等，重点在于扩大公民个人的自由活动范围而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活动范围。如果说，在20世纪前半期国家的职能比起过去曾经大大加强的话，那么，在20世纪晚期的资本全球化的形势下，国家的职能便又开始弱化；这表现在国家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干预日益减少，福利制度遇到严重危机等等方面。国家能力的弱化也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损害。社群主义倡导从〃权利政治〃走向〃公益政治〃，正是对西方社会国家职能弱化的一种自发性反应。
其次，中间性社群的衰落。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上，各种中间性社群，如教会、社区、协会、俱乐部、职业社团、种族等，曾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种利益团体在政治决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被认为构成了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过程的主体。然而，在信息化的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也日益一体化，各种利益团体的作用严重削弱，中间性社群在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发生动摇。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传统的自由民主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挑战。为了维护传统的政治价值，社群主义者便挺身而出了。
再次，在传统社群日益衰落的同时，一些新的社群却在西方国家中出现，并且对现实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绿色运动组织、反战和平组织、女权运动组织等新社会运动。一方面，这些新社群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需要从哲学层面上加以确证，并在伦理层面上进行规范；另一方面，这些新社群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也亟需从制度上得以确认。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如玛莉琳·弗里德曼和新左派的政治学家如戴维·米勒等也先后加盟社群主义阵营。
最后，70年代后兴起的新人权运动，或第三代人权运动或许也为社群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政治学家把基于个人主义原则之上的公民政治权利称为第一代人权，其特点是争取个人的自由；限制政府的干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公民得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称为第二代人权，其特点是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而使个人得到利益；第三代人权则是指70年代后兴起的〃和平权〃、〃发展权〃和〃资源共享权〃等集体地享受的权利，其特点是这些权利必须建立在社群关系之上，由一定的社群集体地共享。这种第三代人权的主体不像前两代人权那样是个人，而是社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代人权运动实际上已经包含有社群主义者在80年代中明确提出的社群观念。关于三代人权的划分和说明，可参阅卡雷尔·瓦萨克的《人权：30年的斗争》（Human Rghts：A Thirty Year Struggle），第29～32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Courier）周刊；1977年11月号。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社群主义一经产生便或多或少会对政治现实产生影响。在我们看来，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新出现的所谓〃社群运动〃（munirarian movement）就与社群主义不无关系。社群运动是居民自愿发起的互助互爱运动，它提倡为〃社区服务〃；〃为他人做好事〃；〃使所有人感到社区的温暖〃。它提出的口号是〃和睦的邻里关系对预防犯罪和互补余缺起着重要的作用〃；〃友善的人际关系能促进本单位、本街区的同舟共济〃等。显而易见，这一运动的精神实质与桑德尔、麦金太尔所倡导的社群主义是基本吻合的。由于社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政府的困难，分担政府的部分责任，所以它引起了不少政治家的兴趣和重视。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自称社群运动对他〃大有启发〃；德国前总理科尔和社会民主党领袖沙尔平在大选期间曾分别约见社群运动的主要代表；英国前外交大臣赫德在伦敦《卫报》撰文指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强化社群的职能，并说：〃没有社群的资本主义只是个空壳子〃；英国首相布莱尔曾经宣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既已死亡，社群主义便成为欧洲左翼复兴的酵母〃；法国著名政治家德洛尔也把社群主义视为减少集权和扩大民主的一大法宝；美国参议员比尔·布雷特莱更是充满信心地预测，社群运动将为〃未来的政治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