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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 利 理 论
权利是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洛克、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穆勒、康德等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把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更是把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学说的唯一基础。对于这样一个核心范畴，社群主义者当然不可能回避；他们首先力图从根本上摧毁新自由主义的权利观。
在否定新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阿拉斯太·麦金太尔（A。MacIntyre）。他在《追寻美德》一书中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论证了新自由主义权利观的非现实性。他指出，个人享有的权利是以某种具体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条件为前提的，而这些特定的规则和条件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它们绝不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他举例说，直至中世纪结束前，古代和中世纪语言中还从未出现过〃权利〃概念。具体地说，大约在1400年前，〃权利〃概念在希伯莱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古典或中古语中均未曾有任何表述，更不用说在古英语或更晚的日本语里了。其次，他通过语源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指出，作为一种无论性别、种族、地位、天资、宗教等条件而平等地赋予人类全体成员的权利，在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至少至今还无人能确证这种权利的存在。他的结论是：自然权利或个人权利纯属虚构，相信它们就如同相信女巫和独角兽一样荒谬可笑。阿拉斯太·麦金太尔：《追寻美德》（After Virtue），圣母出版社；1981。
社群主义者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尊重个人权利，不重视权利理论，只不过他们提出了另一种权利理论。
权利的英文单词是right；它兼有〃正当〃和〃权利〃的意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权利与正当经常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地说，个人的正当行为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后便成为个人的权利。例如；〃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受他人侵犯〃，这既是正当的，因为它符合社会的普遍道德，又是一种个人权利，因为它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一种权利既具有道德的意义，又具有法律的意义。与此相应，一些人强调权利的道德价值，另一些人看重权利的法律意义。前者倡导道德权利说，后者主张法律权利说。
社群主义反对道德权利而主张法律权利。对于个人权利，大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其最终的根据是自然法。它是一种应然权利（ought to be），无需根据特定的成文法典来解释。按照这种道德权利说，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不取决于国家的法律，而依据于个人的道德判断。进而言之，某些个人权利虽然可能违反政府的法律，但也不能据此否认这些权利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针对这种道德权利说，社群主义者指出，个人在道德上正当的要求未必就会成为政治权利，例如，〃人人有权参政〃是一个完全正当的道德要求，但至今它仍未成为个人的普遍权利，在历史上更是大多数人没有享受过这种个人权利。反之，个人普遍享受的某些权利也不见得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例如自杀和赌博在多数西方国家都是他人不能侵犯的行为，亦即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不能说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在社群主义者看来，权利就是一种由法律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保护个人正当利益的制度安排，离开了一定的社会规则或法律规范，个人的正当行为就无法转变成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
社群主义者更加看重积极权利。西方政治哲学认为，个人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两大类。所谓消极的权利（negative rights）就是个人由于政府的无所作为而获得的权利，对于个人的这些权利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得侵犯，它只能消极地不作为，消极权利通常包括各种自由权；如个人的居住、迁徙、言论、出版、信仰、通迅、集会、结社等自由。对于个人的这些消极权利，国家不但不能侵犯，反而有保护它们不受他人侵犯的义务。所谓积极的权利（positive rights）就是个人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为的权利，这类权利主要是指各种社会福利权利或各种受益权利，如公民的工作权、受教育权、社会救济权、保健权、休假权等等。对这些权利，国家不得消极地不作为，而必须积极地作为，它有不可推卸的实施义务。自由主义强调自我的自决能力和独立性，强调〃自我免受〃（free from）制约的自由，从而强调个人的消极权利。社群主义则强调自我的构成性，即自我对社会现实的依赖性，强调成员资格是个人权利的前提条件。根据它的逻辑，自我〃自由获得〃（free to）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能力，对个人权利的实现才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制约个人自由选择的社会条件只有通过社群的积极努力才能实现，所以积极权利比消极权利更加重要。社群主义还认为，社群对其成员个人具有内在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便是它对成员提供仅凭成员的个人行为无法实现的权益。所以，在实现个人权利方面，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社群有所作为比起无所作为来要好得多，与通过单独行动所实现的权利相比，个人在与
政府合作中所实现的权利的意义也要大得多。
社群主义倡导集体权利。新自由主义者一般认为权利是个人的正当要求，而不是集体的属性，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个体，而不能是集体。在他们看来，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的，离开个人的权利就没有集体的权利，而实现了个人权利，集体成员的权利也就能够得到实现。社群主义者承认个体的权利，同时也强调集体权利的存在；他们所说的集体当然指的是社群。根据他们的观点，社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但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而且具有一致的认同和情感。这样的社群本身就具备了某种生命有机体的性质，从而也就具备了作为权利主体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如独立的意志和行动能力，承担一定的义务等。在他们看来，社群权利不但有其主体条件，而且有其客观要求。社群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对其成员分配各种利益和资源，满足成员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若社群自身没有权利，它就不能实现这种功能。
从法律上说，权利总是与义务相联系的。在个人既享有权利又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一点上，政治学家并无多大的争议。社群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种道德义务说（moral obligations）。这里的道德义务，实际上指的是社群成员被其所在社群强制性地从善的责任。按照通常的自由主义理论，个人除了承担国家法定的义务外，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根据社群主义的观点，个人除了承担国家法定的义务外，还要承担其所在社群的道德义务。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n）所说的〃强评价说〃（strong evaluation）。
泰勒认为，从道德上可以对个人的行为作出正确与错误、好与坏、高尚与低劣的区分。作出这种道德判断的标准不是个人自发的欲望、偏好或选择，而是社会地形成的共同的善。通过〃强评价〃而达到的善是一种高级的善，不同于一般的善如吃、喝、玩、乐，社群成员对于社群的这种高级的善具有强制性服从的义务，而不管他自己是否喜欢。例如，当年迈的母亲病重时，做子女的就必须请大夫为母亲看病，而不管子女们是否愿意这样做。但个人的这种道德义务有明确的范围，它仅适用于个人所处的社群。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高级的善，不同社群的成员的道德义务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对于绝大多数社群来说，为患病的老母亲看病是应尽的道德义务，但对于个别少数民族社群（如封建时代的日本民族）来说，当老母亲病重时，子女应尽的道德义务却是让老母亲独自到附近的山坡上坐以待毙。查尔斯·泰勒：《自由主义和道德生活》（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见南希·罗森鲍姆编：《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
社群主义强调高级的善，尤其以强调最高级的善即〃公共的善〃（public good or mon good）而名闻遐迩。公共的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物化的利益，另一种是非物化行为。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共利益，后者通常指各种美德（virtues）。社群主义对这两种形式的善都给予同等的重视，以至于社群主义理论既被人们称为〃公益政治学〃，又被称为〃美德政治学〃。（三）公 益 理 论
按照社群主义的观点，每个人都应当努力追求美德，在追求美德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善良的生活。个人生活在社群之中，社群给予个人共同的目的和价值。因此，个人的善势必与社群的善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善就是个人之善与社群之善的有机结合。个人利益之中包含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之中也蕴含个人利益。用麦金太尔的话来说，作为个人的自我的善和社群中其他同胞的善是同一的，我追求我的利益绝不会与他追求他的利益相冲突。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共同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