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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物。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种种民粹主义努力同样是对经济市场化的一种刺激性反应。所以，正如一位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所说，〃尽管在前现代时期中能找出民粹主义（此处原译'平民主义'、'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等，为统一译名一律改译〃民粹主义'引者注）雏型，但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现象。在经济现代化中产生了农业民粹主义形式，在大众的政治动员中形成了政治民粹主义，过去半个世纪，民粹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在学术界的地位有很大的变化〃。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89页；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2。
民粹主义的兴起还与它可能带来的短期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从政治上说，民粹主义的口号在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政治家的民粹主义主张通常能在短期内迅速而有效地动员广大的群众，把他们纳入政治过程，从而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加强政治领袖个人的政治权力，维护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以便推行其政治主张，具有直接的作用。例如，智利的阿连德总统在1970年的总统选举中得票仅36％，但当他在全国普遍实行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后，支持率便急速上升，短短的一年后即在1971年其支持率便升至50％。近来的专门研究还表明，民粹主义政策不仅可能导致短期的政治利益，而且可能带来近期的经济利益。据民粹主义研究专家贝拉·克雷斯科维茨（Bela Greskovits）教授说，实施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后，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在短期内能戏剧性地得以改善。而且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在眼前不会发生意外，它所潜藏的危险要到后来才会被人们发现。例如，要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预算和收支情况的恶化以及国际储备的枯竭。参阅贝拉·克雷斯科维茨：《东欧存在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吗？》《泰洛斯》；1995年冬季号，第91～107页。
民粹主义的产生还与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如由外族入侵或外部压力导致的民族危机感或认同危机感；由经济萧条或暂时的经济不景气引起的群众的普遍失望或失落；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政治制度，特别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等等。显而易见，上述滋生民粹主义的所有现实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现代化初期，始终都潜在地或多或少存在着，所以，现代化伴发民粹主义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可能的；这一点已经为民粹主义的研究者所证实：〃自19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中，民粹主义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吉塔·伊内斯库（G。Inescu）：《民粹主义》（Populism），见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89页；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2。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正如有人形象地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政治涂料〃，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迄今为止，它不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联姻，而且也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等结合；它不仅为社会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绿党所利用，也为法西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皇权主义者和政治野心家所运用。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因此，民粹主义对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许是福音，但更可能是祸害。六、社 群 主 义
社群主义（munitarianism）是在批评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社群主义的英文为munitarianism，它的词根是nunity，其词源是希腊语koinonia。munity通常译为〃社区〃、〃共同体〃，所以有人也把munitarianism译为〃社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又因为munitarianism和munism（共产主义）的词根nunity和mune有类似的含义，所以偶尔也有人把它译为〃共产主义〃。还有人把它译为〃公共社团主义〃、〃合作主义〃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译法都欠妥当，较为合适的译名应是〃社群主义〃。有人说，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munity）。我们说，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群〃则同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内学术界已多有介绍；而对于社群主义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已经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著则对社群主义多有误解，甚至许多基本的概念和范畴的翻译也不尽确切。社群主义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范式上都与自由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并由此导出了两者在政治观上的对立：新自由主义强调〃权利政治学〃，社群主义则倡导〃公益政治学〃。（一）哲 学 基 础
不少人把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称作〃权利优先论（the primacyofright theory）或〃权利基础论〃（rightsbased theory）。70年代后权利优先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完全压倒了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尔斯《正义论》的巨大影响。法学家哈特对政治哲学的这种变化曾作出如下概括：〃旧的信仰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必定能够把握住政治道德的本质〃，新的信仰则是〃真理必定在于关于基本人权的学说，它倡导保护特定的个人的基本自由和利益〃哈特：《在功利与权利之间》（Between Utility and Rights），见阿兰·F。雷安编：《自由的思想》（The Idea of Freedom），第7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在整个70年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康德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一直占据着无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但是正如迈克·桑德尔（M。Sandel）所说，〃政治哲学也像日常生活一样，新的信仰很快就会变成旧的信仰〃。迈克·桑德尔：《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第3页；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81。基于权利的理论虽然战胜了功利理论，但近年来它自身也受到社群主义的严峻挑战。
新自由主义认为自我（self）优先于其目的。而当自我的认同与自我所拥有的目的与利益毫无关系时，自我才能把自己看作是自由的、独立的和有选择能力的。换言之，只要（而且只有）自我优先于其目的，权利便优先于善（good）。与此相反，社群主义者认为，自我不能优先于目的和价值，而是目的和价值优先于自我并规定自我。因此，正义就不是优先于善，而是善优先于正义。正义原则是用以规范个人平等选择的权利的，它属于权利的范畴。所以，善优先于正义，也就是善优先于权利。这是社群主义从社群优先于自我和个人这一立场出发所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迈克·桑德尔对新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观点的反驳，可以认为是社群主义者对这一结论的典型论证。
桑德尔认为；新自由主义伦理学断定权利的优先性，它寻求的那些原则不预先设定任何特定的善的概念。这就是康德的道德律至上，也是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道德的意思。正义高于其他价值；它提供一个框架，规定相互对立的价值和目的，它必须拥有一种独立于那些目的的命令。因此，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一个公正的社会不是努力促进任何特定的目的，而是使其公民追逐自己的目的，同时不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相冲突；所以它必定受那些不预先规定任何特殊的善的规则的制约。证明这些规则的东西首先不是使一般利益最大化，或促进善，而是证实权利的概念，这是一个优先于善并独立于善的概念。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思维逻辑，权利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优先于善：第一，权利优先意味着不能因普遍的善而牺牲个人权利；第二，界定这些权利的正义原则不能建立在任何特定的善良生活观之上。
桑德尔指出，这种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应当是，权利以及界定权利的正义原则都必须建立在普遍的善之上，善优先于权利和正义原则。这是因为：（1）把政治建立在权利之上，意味着相信正义对于我们的所有特殊目的和我们对善的感知（conception of the good）；都应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2）接受正义优先于我们对善的感知，意味着相信我们的认同可以先于善而确立；否则，我们对善的感知会进入我们对正义的感知；（3）由于我们的认同是由我们对善的感知构成的，所以正义不可能具有优先性。据此，我们便不能相信权利的政治学。迈克·桑德尔：《程序共和制与浑沌无知的自我》（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 the Unencumbered Self），见《政治理论杂志》（Political Theory）；1984年第12期，第81～96页。
社群主义者所说的普遍的善（universal good），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物化形式便是公共利益，或简称公益。于是，善优先于权利的社群主义命题便引申出第二个重要结论，即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这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结论，所以，包括社群主义者自己在内的许多政治哲学家甚至把它作为区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界线。桑德尔自己也这样说：自由主义者的命题依据于一系列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