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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现状。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既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学术理论，这种性质使得它能够在学术和政治两个领域发生作用。正如西方不少政治学家所看到的那样，7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与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一起成为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四大政治思潮，这一状况就足以说明它对西方思想界的极大影响。至于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影响，我们不难在诸如〃新左派〃这些激进的政治运动以及在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方针、政策、活动中发现。像7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性妥协〃这些西方共产党重大的策略变化，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甚至可以说，80年代以来，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与这些国家中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行显然有着某种联系。
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发展直到盛行，主要原因是它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变化及时地作出了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理论的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对此，教条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只加以简单的否定，而西方的一般资产阶级学者则或是过高地估价这些变化的意义而没有看到其内在的深刻矛盾，或是看不到某些价值，从而反对这些变化。与此不同，新马克思主义既不简单地否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政治发展，又指出了它所蕴含的合法性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样，它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又不想推翻现存国家制度的群众的心理状态，易于赢得这些人的支持。
从政治学说的角度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在以下这些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的阶级基础、国家的职能、国家的统治方式、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国家的危机形式。不难看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些变化作出了全面的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无产阶级以体力工人为主，而在当代发达国家，体力劳动工人的人数大大减少，脑力劳动工人迅速增多。随着产业工人比例的减小，商业、服务业、卫生保健业、教育、科技、文化和管理行业中的所谓〃白领工人〃的比重不断增加。其次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处于贫困线之上而又不是富豪的所谓中间阶层人士在人口上占社会的绝大多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开始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真正赤贫者则比例很小，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已微不足道。再次是生产关系的一定变化，工人拥有企业的股票在发达国家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从持股的意义上说，相当数量的工人也成了〃股主〃。最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趋于平缓，阶级斗争没有激化的趋势。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础。一般说来，新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根据当代的阶级变化来考察政治问题，因而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新阶级理论〃。
有人根据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指出，社会的阶级划分不再是简单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两分法，而是复杂的〃阶级交错〃，如詹姆斯·奥康诺等人。有人看到发达国家阶级斗争的缓和趋势后认为，在现今工人群众还未组织成为一个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如亚当·普齐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或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复杂的利益交错因而不是必然的，如普朗查斯等人。有人则根据白领工人的出现指出，无产阶级不再局限于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城市工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再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如埃里克·莱特（Erich Olin Wrihgt）等人。甚至还有人在看到发达国家中中间阶层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后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全部资产阶级化，阶级斗争的场所已从国内转移到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阶级理论〃一般都不否认社会的阶级划分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存在。但他们对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及阶级斗争的作用作出了重新解释，从而修正了传统的阶级理论。从这些新阶级理论出发，新马克思主义者也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不少实质性内容。例如，他们一致认为，当代发达国家的阶级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的性质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阶级镇压的工具；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无法单独担负起打碎国家机器的使命；在当代发达国家中，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已经消失。
在典型的自由放任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极少干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到国家的职能时主要指它的政治职能，对其经济职能论述很少。与此不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自由放任已成为历史，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国家的经济职能变得日益重要。国家通过国有化、计划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科技政策、农业政策和福利政策等手段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其中，财政政策和福利政策在国家干预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是国家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大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手段，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充当着国内市场的最大投资者和产品的最大购买者，从而在总体上控制不同部门、不同类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福利政策是国家调节社会消费的主要手段，福利开支是政府财政预算支出中最大的一个项目。例如，美国1980年的社会福利费用占政府全部支出的56。8％，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近1/5左右。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手段和福利手段不仅控制着社会的生产、消费、资本积累和投资，而且也把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全部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与当代国家职能的这种重大变化相适应，新马克思主义者从全新的角度考察了国家的职能，并且特别强调国家的经济职能，不少人甚至把经济职能看作是当代国家的主要职能。例如，奥康诺通过对美国国家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的分析，指出当代国家的三种基本职能都与一定的社会消费形式相关联。普朗查斯则认为当代国家都具有权威统制主义的性质，其主要特征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强制性干预。阿尔特法特则把现代国家当作理想的集体资本家，认为其基本职能就是对经济的干预性调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有两种基本的统治形式，一种是暴力的方式，一种是同意的方式。统治阶级一般交互使用这两种方式，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国家通常把暴力作为主要的统治方式，但在现当代，统治阶级越来越依赖于同意的方式。服务、改良、让步、合理化等成为国家的经常性活动。〃福利国家〃或〃社会服务国家〃的推行集中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统治方式的变换。由于这种变化，国家在表面上是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独立的仲裁者。
这种现象使得新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强调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例如，普朗查斯认为，当代国家如若没有这种中立性就不能最终实现资产阶级的目标。转变国家的结构，使之成为表面上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控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国家的必然结果。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性有利于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别的团结，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因而用让步、改良等手段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重要功能。
国家危机通常意味着危及国家的根本制度而又无法摆脱困境。传统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大量工人失业，通货急剧膨胀，产品过剩，市场萧条。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危机则表现为国家阶级斗争激化，国家政局动荡不安，政治当局的权威急剧丧失。资本主义危机的这些传统表现在当代发达国家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对现存国家构成重大威胁。因为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作为社会的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绝大多数都没有对现存国家实行革命性变革的愿望。据有关调查，要求对现存国家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工人在联邦德国只占2％，在意大利占6％，在比利时占2％，在瑞士占1％，在法国占4％，在荷兰占9％，在英国占13％。虽然这种调查不免带有主观的偏见，但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当代西方国家的某种现状。参阅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第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这一新的现实促使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进行新的思考，他们正确地看到，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当代发达国家不存在危机，而是危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高额的国家财政赤字和巨大的债务，而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缺乏。
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是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的一种激进的反映。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根据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政治现实的变化，修正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他们不否认社会经济基础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但他们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异常复杂，他们试图用结构…功能等新的方法对现代国家作出分析。他们也不否认国家与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们反对把国家简单地当作阶级压迫的工具，他们事实上认为国家确实具有某种超阶级性。他们主张对现存国家进行革命性改造，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的政治观具有激进的意义；但他们基本上都反对用暴力手段改造现存国家，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