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Isaiah Berlin）在其名篇《两种自由观》（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也断定，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个人自由就是〃自我作主〃（selfmastrey）。
与此不同，程序民主论主张民主是一种过程或一种程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只有在这种过程或程序中才能实现。后果对于民主政治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它认为程序对于民主而言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绝不能由后果来判断政治体的民主程度。程序民主论又被称为〃民主的程序主义〃（democratic proceduralism），其主要代表之一，被誉为当今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几年前发表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omocracy）一书中形象地比喻说，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法治的观念就是使法律的应用机制这个陀螺旋转起来。离开了这个旋转的过程，民主政治这个陀螺就会倒下，个人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另一位主要代表罗伯特·达尔也说，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全体公民广泛分享参与决策的机会，就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控制。
从上述这些不同的基本观点出发，实质民主论与程序民主论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都作出了不同的论述。实质民主论者倡导代议民主或宪政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宪政民主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政民主要求每个民主国家都拥有一部规定个人自由权利的根本大法，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与此不同，程序民主论者则强调参与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参与过程，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宪法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不是像实质民主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宪法的条文内容，而是对这些条文内容的动态控制。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尤其如此，民主政治要求政府的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依据。在对待合法性的问题上，实质民主论者与程序民主论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前者看来，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各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规章、制度或传统习惯，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依据主要是上述法规、制度或传统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相反，程序论者则认为，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不是这些法律、规章、制度和传统的内容本身，而是产生这些法律、制度和传统的程序。例如，对于宪法，实质论者强调的是它的内容，而程序论者看重的是它的过程，即这部宪法是由谁制定的以及怎样制定的。
在判断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的程度方面，实质民主论者强调政治民主而不那么重视经济民主，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平等主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取决于宪法保护。相反，程序论者则认为，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必须具备相应的现实机制，其中的基本现实条件之一便是公民的经济自主权，所以他们特别强调经济民主对于政治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此外，实质论者把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等同于个人权利的实现程度，认为个人权利的实际后果直接反映了民主政治的状况。反之，程序论者把民主的实现程度与公民对政治过程的控制程度等同起来，认为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是保证公民对政府决策过程和议事日程的最终控制，没有这种控制就没有真正的民主。
实质民主论与程序民主论的争论当然不止这些，但上述分歧反映了这两部分学者的基本观点。从政治学说史的角度看，这一争论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它表明政治学家们终于跳出了数千年来纠缠不清的民主的本体论，转而把重点放在了过程和关系上。所以，实质论与程序论之争对于推动民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各执一偏，分别强调主体和程序，这实际上是把本来不可分割的东西分割了开来，它对于现实的民主政治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对于健全的民主政治而言，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的实际后果以及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是同等重要的。四、国 家 利 益（一）国家利益的概念 国家利益的问题在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显得特别重要和引人注目，因而它尤其为国际政治学家所重视。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Dillema of Politic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以他为主要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直接把国家利益当作国际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一个国际关系的概念，事实上，它更是一个国内政治的概念，它在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外政治。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曾强调指出，公民对诸如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些公共利益的信仰，是政治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国家利益究竟是不是客观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两种意见。大多数政治学家都持客观主义的态度，肯定〃国家利益是客观的〃，认为它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所规定的客观实在，是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评价国家内外政策的客观尺度。只要存在着国家，就必然存在着人们可以看得见的国家利益。与此不同，少数持主观主义态度的政治学家则认为，国家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是政治家创造的用来为他们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辩解的虚构之物。
与此相适应，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也存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态度。〃一派认为，国家利益可以客观地和理性地予以确定，他们把国家利益的认定视为一门科学；另一派则认为，国家利益的确定是各种不同的主观观念及偏爱之间相互斗争所产生的政治结果，他们把国家利益的认定视为一种艺术。〃西奥多·A。哥伦比斯和杰姆斯·H。沃尔夫：《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90。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证据。这是因为国家利益既有客观的一面，又有主观的一面，国家利益既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但同时以国家利益面貌出现的东西又常常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而是某些集团或个人的利益，是某些人谋取私利的托词。由于国家利益既有客观的实在性，又有主观的随意性，因此，〃国家利益〃这一概念也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使用：〃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政治分析和政治行为这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作为分析工具，它用以描述、解释或评估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为的手段，它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提出谴责或加以肯定。〃J。N。罗森奥：《对外政策之科学研究》，第239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71。
毫无疑问，作为某种政治行为的辩护托词的〃国家利益〃概念不免带有极大的主观性，而在政治分析意义上使用的国家利益概念则通常是指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虽然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近代的产物，但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及有关国家利益的思想却早已有之，它是国家的产物。查尔斯·比尔德在其《国家利益的概念》一书中曾追溯过国家利益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国家中，国家利益的思想显然已经存在。到了近代，国家利益曾作为王朝利益而出现，随着经济利益的日益重要和国家体系的出现，国家利益变得日益明确，国家利益的思想也随之逐渐固定下来。
比尔德着重叙述了国家利益概念的演变过程，他没有进一步分析国家利益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而这一问题对理解国家利益的实质恰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一考察。
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矛盾的必然产物。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分工形成了每个人特殊的自我利益，而私有制则使每个人的私人利益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社会财富不足以充分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最大需求时，人们的私人利益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个人利益既与他人的利益相矛盾，也与社会的共同利益相矛盾。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冲突，集中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冲突。阶级利益的冲突导致尖锐的阶级斗争，社会各阶级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首先是为了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一种在表面上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这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的公共权力机构便是国家。它所维护的在形式上表现为各阶级共享的普遍利益便是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利益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作过这样的说明：〃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38页。
国家利益一经产生，便日益以独立于个人利益和各集团利益之上的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面貌出现。从理论上说，国家利益代表了所有国民的共同利益，它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它还是对国家各种具体利益的综合。由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