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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策分析带有比较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无论在理性决策分析中，还是在有限理性决策分析中，或者在有限理性决策分析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在理性决策分析者那里，他们强调实用性的知识，即与决策有关的信息或情报，而忽视理论建设。他们强调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分析能力就是实用能力。在有限理性分析家那里，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就更加明显，而且在林德布洛姆那里几乎是赤裸裸的了。他们公开贬低理性和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决策的实用经验技术奉为〃科学决策〃的普遍通则。对这些实用主义倾向，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也提出了批判。例如，针对决策分析家强调决策过程中党派互动等政治过程而无视法定制度的现象，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就批评说：这种决策分析的结果是，负有责任的决策者的决策行动被有组织的无责任行动取代了。法兰克尔：《民主过程》（The Democratic Process）；纽约；哈泼罗出版公司；1962。五、政治文化分析
自从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尔·阿尔蒙德在50年前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率先使用〃政治文化〃后，这一概念迅速为政治学家普遍接受，尔后，政治文化分析便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传统政治学相比，当代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政治分析的基点从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行为。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会进而提出人的政治行为及政治过程和政治模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政治学家们认为，政治文化恰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如政治文化分析的主
要代表之一卢西安·派伊所说；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它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只是漫无目标的聚合，而是代表着共同适合和相互加强的内在模式；在任何具体的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有限的、不同的政治文化，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预见性和形式，每个人必须根据其自己的历史关系学习关于其人民和共同体之政治的知识与感情，并且并入其自己的个性之中。卢西安·派伊：《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见派伊和西尼·维伯编：《政治文化和发展》；第7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
政治文化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任何社会的文化中总有某些方面特别地关系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的政治生活，这部分文化就是政治文化。如果要对政治文化下一个基本的定义，那么，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
作为政治取向模式，政治文化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认知就是人们关于政治的智慧和知识；政治态度就是人们表现在政治问题上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如对政治参与是积极还是消极；政治信仰即是对政治目标忠诚与否；政治情感是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或反抗的心态；政治价值即是对政治目标的判断和评价。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这五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层中有某种规律性的联系方式，它们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
政治取向的具体对象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取向所及的对象本身在不同社会中是极不相同的，加上评价者本身的立场和经验不同，因而政治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很不相同。例如，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取向的主要对象是政治问题、集体行动和政治系统；而卢西安·派伊则认为政治取向的对象主要是政治的范围、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治行动和主要的政治价值；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取向的对象是政治过程、政治系统和公共政策。我们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政治取向都拥有四个基本对象：一是政治结构方面，它包括政治制度、政治组织等；二是政治过程方面，如政府统治、公民参与等；三是政治意识方面，如官方理论、政治原则、政治信条等；四是政治角色方面，如政治权威、领袖、党员等。这四个对象是任何社会的政治生活所共有的四个主要方面，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取向模式，从而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
各民族、各国家、各阶级之间不同的政治文化绝不是天然造就的，它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要有以下五个因素：第一，社会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水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而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对政治文化的最终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取向所及的对象即政治活动本身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另一方面，人们的政治取向的产生与发展受社会经济的制约；第二，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所处的不同阶级地位往往决定着人们拥有不同的政治亚文化。一般地说，处于被统治阶级的群众和处于统治阶级的人们往往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取向模式；第三，人们所处那个集体的历史经验。人们的个性、心理、价值总是社会地形成的，而它们所处的集体的习惯、风尚等又是历史地产生的，并且常常一代传至一代，因而个人的政治取向不可避免地受到该集体历史经验的影响。例如，有些民族由于历史上屡遭外族的侵略，故而往往具有特别强烈的排外性；第四，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政治文化的形成中也产生着明显的影响。例如，地处边远而又分散的民族，由于交通的关系而无法获取有关中央政府的足够信息，久而久之便可养成一种对政府事务漠不关心的消极态度；第五，人们的政治经验，这是形成政治文化的直接决定因素。
任何政治文化的最终形成都是政治社会化的直接结果。政治社会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和行为得以获得或形成的过程，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导致人们各不相同的政治取向，并从而形成人们不同的政治经验。每个人的政治社会化都经过两个基本的阶段：其一是基本的社会化过程，即人们在早期导入一般的社会文化，包括一般的态度、价值、认识、个性和意向等；其二是引入更加特殊的、明确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开始认知政治事件并形成一定的政治取向。由于政治文化的形成最终是藉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它不仅受到政治学家的普遍重视，把政治社会化研究当作政治文化分析的基础，而且还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所谓政治思想教育就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途径。
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文化的分类曾使得政治学家感到极为头痛，至今尚无公认的分类。在当今西方政治学家的各种分类中，尤以加布里尔·阿尔蒙德和西尼·维伯的最为著名。他们把政治文化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地方性的政治文化（p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它存在于简单的传统社会中。在这里，行为者自发地实现了政治、经济和宗教角色的联合，而极少有专门的政治角色。个人对政治系统自身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近乎于零。（2）臣民式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它特别地存在于殖民地社会中。在这里人们对政治系统（尤其是对政治系统的决策输出）有高度的取向性，但对其输入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身取向仍近乎于零。（3）参与式的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cal culture），它存在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在这里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极其自觉地关注其权利和职责，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及其输出，以及政治系统的输入和作为参与者的自身都拥有高度的取向。
阿尔蒙德这种分类的主要根据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且把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当作主要的参照体系，因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明确揭示出各种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我们看来，可以从历史过程、社会制度和地理环境这三个基本方面对政治文化进行分类。从历史过程看，我们可以把政治文化分为传统政治文化、过渡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其分类标准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从社会制度看，我们可以把政治文化分为封建主义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其主要划分标准是社会的经济关系；从地理环境看，我们可以把政治文化划分为东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的政治文化，并且进而划分出每个国家的不同政治文化，在这里基本的划分标准就是公民的居住区域。
政治文化实质上是政治意识形态中性向性的（dispositional）方面，而政治原则、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等则是政治意识形态中意向性的（intentional）方面，因此两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升华。由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有些政治学家把两者的关系称作是主客体的关系和刚柔面的关系。但是，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相比，政治文化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征：自发性、深层性、社会性、代传性、缓变性。
1。自发性
政治文化是人们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情感取向，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自觉的、不系统的和不成熟的反应。虽然从最终意义上说，它也反映了人们所处之阶级、地区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但这种反应主要是潜意识的，是以感性的形式而不是以理性的形式反应的。因此，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