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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按它的本质、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因此，从这个方面看，理性的或科学主义的决策分析是正确的。实际上，理性政策分析家的失误并不在于他们对认识能力的信任和对科学分析的追求，而在于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人的分析能力和认识能力在本质上的无限和在具体中的有限这个辩证关系，因此忽视了认识和分析能力在实际中所受到的极大限制。
科学主义决策分析的这些错误和不足为策略主义决策分析家所注意。他们强调决策是各种党派团体相互斗争的产物，虽然有限理性分析者同样也没有认识到政治斗争在决策过程中的本质性决定作用，但他们看到了并且强调政治斗争在其中的主要作用，这一点显然比理性分析者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不适当地把西方社会中特有的政治决策现象当作是人类社会中政治决策的普遍现象。这种特有的决策现象就是：政治决策是各党派、利益团体及垄断资本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科学分析只能在其中起很小的作用。这些策略主义分析家还进而根据科学分析在现实决策中的极有限作用，否认人类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本质上的无限性，否认科学分析的重要作用，否认政治决策应当努力实现科学化和理性化。这一切都是不可取的。
当然，无论是科学主义决策分析家，还是策略主义决策分析家，他们都声称自己的政策分析是〃科学的〃。在他们的实际分析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两者往往是互为补充的。（二）政治决策分析
政治决策分析一般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展开：谁决策？作什么决策？什么时候决策？怎样决策？什么地方决策？决策情势如何？决策属于哪一类？为什么进行决策？决策的影响是什么？根据这些问题，决策分析家建立起其政策分析框架，这些政策分析框架又叫作分析的变项系列（variable clusters），它们主要包括：决策参与者、决策情势、决策程序、决策类型和决策后果。
决策参与者（decision participants）。 在政治比较简单的情形下，确定政治决策参与者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基于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复杂的经济机制要求有相应复杂的政治机制，政治决策便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到底谁是决策参与者就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当代的政治决策分析家们对谁是决策参与者这一问题，至少有以下10种不同的观点：（1）决策者就是那些对某类政治决策负有政治和法律责任的人们。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观点，在现代复杂的决策机制下，这种形式化的观点已很少被人采用；（2）决策者是实际参与或分享决策的人们；（3）决策者是那些为直接参与决策的个人提供信息的人们，这是政治沟通分析家的观点；（4）决策者是决定应当考虑何种决策或选择的人；（5）决策者是那些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人们或社会精英；（6）决策者是参与最重要的各类决策的人们；（7）决策者是利益团体的领袖；（8）决策者是实施决策的行政首长；（9）决策者是那些有权否定决策的人；（10）决策者是那些选择决策规则的人。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政治决策实际上是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和各种阶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决策者显然不可能是那些形式上的决策者，即法律规定的决策者。例如，在君主立宪的国家中，从法律上说，君王是所有重大国家决策的制定者和发布者，但谁都知道这只是问题的形式而已。从原则上说，决策者实际上就是直接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的人。但是，这是一个抽象的定义，这一定义在不同性质的政治系统中有不同的含义。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决策者常常显得不可捉摸。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党派斗争和各种政治力量纵横交错，使得决策者的角色错综复杂。决策者有时并不直接反映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直接的决策者们也并不能始终保证忠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及地方与中央之间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决策者的角色关系也就不可能是简单的关系。
决策分析除了关注谁是决策者之外，还关注影响决策者决策行为的各种因素或变项。这些变项主要是决策者的社会背景、个性特征、社会化过程、动机结构等。其中决定性的变项是决策者所处的社会背景。
一些实证主义的政策分析家在决策分析过程中，通常根据决策情势来确定政治决策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决策情势。
决策情势（decision situation）。所谓决策情势就是决策所处的时空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事形势这一类东西。具体地说，决策情势就是政治决策发生于其内的、并且影响决策过程及其后果的环境和组织。
一项政治决策能否产生，能否实施，它的影响和效果如何，这直接取决于决策的情势。反过来说，特定的决策必定反映一定的决策情势。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决策情势对决策过程的制约作用。列宁曾明确地强调时空两维的决策情势对政治决策的重要作用。他说：〃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603页。他还说：〃……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
当代西方的决策分析家主要从环境和组织两个方面来分析决策情势。在决策情势的环境方面，国际政治学家奥利·R。霍尔斯蒂（Ole R。Holsti）关于〃危机与非危机〃（crisis or noncrisis）的决策情势分析很有影响，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这种分析。他认为，任何外交决策要么处于危机的环境中，要么处于非危机的环境中，两者必居其一。分析家可以根据决策所处情势的危机或非危机性质去分析特定的决策。他首先列出了判断决策是否处于危机或非危机情势的环境要素。霍尔斯蒂：《1914年实况》（The 1914 Case）；见《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9卷（1965年）；第366～367页。（见表1…4）
表1…4 霍尔斯蒂的危机或非危机决策情势要素危机的情势非危机的情势危机的情势非危机的情势结构性的非结构性的威胁性的非威胁性的敌意的友好的短期的长期的熟悉的非熟悉的计划的非计划的零总和的非零总和的零总和（zero…sum）与非零总和（non…zero sum）是博弈论的术语。前者指非胜即负；后者指互有胜负。
接着他作了如下分析。（1）在危机情势下紧张加剧时：（a）决策者对决策所需的时间因素更加重视；（b）他更看重于眼前利益，而不太看重未来利益。（2）在危机情势下，决策者倾向于认为其自己这一方的选择没有比对手那一方的选择更多。（3）在危机情势下，如果紧张程度愈高，那么，（a）决策集团的成员就愈少；（b）异议者也愈少。（4）在危机情势中，如紧张程度愈高，那么，（a）沟通通道的负荷就愈大，沟通就愈不容易；（b）信息内容就愈陈旧落后；（c）日益依赖于非常的或临时的沟通渠道。
在决策情势的组织性环境方面，政治分析家认为，地方当局、社区、委员会、小团体、国家团体、立法团体、行政团体、军事团体、国内团体和国际团体所作出的政治决策是各不相同的。例如，悉尼·维巴（Sidney Verba）和詹姆斯·巴伯（James D。Barber）指出，在各种委员会和团体中有两类决策领袖：事务领袖（task leaders）和人际领袖（popular leaders）。在大团体的决策过程中，事务领袖起主导作用，但在小团体的决策过程中，人际领袖却常常是主要决策者。
决策情势不是决策分析的重点，决策分析的重点是决策过程，现在让我们着重分析决策过程。
决策过程（decision process）。一项决策往往是许许多多政治互动因素的产物。决策过程一方面是由许多次一级的子过程组成的，另一方面又是不同决策因素的交互作用过程。决策过程不仅是一个决策机制自身的运行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认识过程和政治过程。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分析都是片面的，正确的决策过程分析，必须同时考虑它的认识或心理方面、政治方面和决策机制方面。
决策过程离不开决策者对问题的认识、分析和判断，决策过程从主体方面说就是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因此，可以按照决策者的认识过程来分析决策过程。在这方面，尤以西蒙和拉斯韦尔最为著名。
西蒙和马奇在《组织》一书中指出，决策程式可以分为四个种类。第一类是问题解决型（problemsolving），即纯粹地运用智力和信息进行决策，这类决策适用于纯技术性的问题；第二类是劝说型（persuasion），即组织或机关中的决策者说服其他的决策者，这是一般的决策程式；第三类是讨价还价型（bargaining），即各决策者之间的相互妥协；第四类是政治型（politics），这就是通过通常的政治手段达到决策。
西蒙进一步认为，上述各种类型的决策程序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依次是：寻找决策的理由寻找可能的措施在各种措施中进行选择评估过去的选择。他又把这四个阶段分别称之为信息活动设计活动抉择活动 回顾活动。
在西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