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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桑–hicago School）的首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安（Charles Merriam）早就说过：〃试图在政治与其他的组织形式之间划一条极其明确和严格的界线只会制造混乱。〃相反，〃坦率地承认它们之间的基本相似性及其相同的、经常相互变换的功能，这就会得到一种更加明确的观点〃。梅里安：《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第46页；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34。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政治与经济的这种根本性关系决定了不可能把政治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与经济方面绝对地区分开来。但是，这并不否认可以相对地把它们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否则，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绝大多数政治分析家正是本着这样的观点力图把政治决策与其他决策区分开来。
许多政治学家以政治权力的运用与分配为标准去区分政治性决策与非政治性决策，例如，布鲁诺·利奥尼（Bruno Leoni）就把政治决策定义为〃结果是产生权力〃或〃改变原权力状态〃的决策。利奥尼：《政治决策中〃政治〃的意义》（The Meaning of〃Political〃in Political Decision）；见《政治研究》（牛津）1957年第5期；第225～239页。又如，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ss Morgenthau）根据人的本性来区分政治、经济和伦理。他认为，经济学研究人的利益本性，伦理学研究人的道德本性，而政治学则研究人的权力本性，据此，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决策是政治决策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在决策分析看来是显然站不住脚的，因为凡是决策都涉及到权力，许多重大经济决策既可以由政府权力机关制定；也可以由大垄断企业或类似的机关团体制定。根据摩根索的观点，这后一类团体作出的决策也在政治决策分析之列。而实际上，政治决策分析只关注政府和政党等政治机关的重大决策。
另一些政治学家试图根据决策所及的对象来区分政治与非政治的决策。例如，保尔·迪辛（Paul Diesing）就认为应当根据理性化的程度来区别经济的、 法律的、社会的、技术的和政治的决策。他把政治决策定义为关于〃保存和改善决策机构〃的决策，他认为〃所有决策都发生于某种决策结构之内，但政治决策更以决策结构为特别的主题内容〃迪辛：《社会的理性：决策及其社会条件的五种类型》（Reason in Society：Five Types of Decision and Their Social Conditions）；第8页；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2。。又如，另一位政治决策分析家耶海茨克尔·德劳尔（Yehezkel Droe）认为，政治决策就是关于决策总体（metadecision）即决策系统的决策。德劳尔：《再论公共决策》（Public Policymaking Reexamined）；第8页；宾夕法尼亚；斯卡拉顿出版公司；1969。这种观点胜过上述观点的地方就在于它看到了政治决策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但是，由于这些决策分析家把政治归结为决策活动，从而把政治全局性理解为整个决策结构的全局性，因而也没有从根本上说明政治决策的特征。
政治决策像其他决策一样，也是关于制订、实施和评估约束性规则的一系列活动，它与其他决策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决策事关国家和整个政治系统，它影响国家政治机构的性质及政治系统运行的方向和速度。只要是这样一种决策，那么不管该决策是由政府国家机关作出的，还是由政党机关作出的，就都是政治决策。
对于什么是政治决策，我们只需了解一个大概就行了。过分详尽和严格地去探讨政治决策与其他决策的区别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十分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无能为害。〃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2页。在大致上了解了政治决策的内涵后，我们着重来考察各种政治决策的分析模式。
在当代的政治决策中有两种基本的分析模式，一种是理性（rationality）决策分析模式，另一种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策分析模式。（这里所说的〃理性〃指的是根据成本…效益的标准，去评估达到最佳目标之手段的能力）这两种模式又分别被称为科学主义的决策分析和策略主义的决策分析、理性主义决策分析和现实主义决策分析。不过，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大多数决策分析家都是理性分析家。理性政治决策分析的哲学基础就是世界可知论。理性决策分析家认为，政治决策是极其复杂的活动，正因为这种活动的极其复杂而又事关重大，才更需要决策者对它有尽可能充分的认识。在理性分析家看来，不管客观对象如何复杂，政治决策的各种要素及其规律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发现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虽然有限，但人类的认识和分析能力在本质上是无限的，一个人认识不了，可以通过另一些人来认识，此时认识不了，可以在彼时去认识。
因此，理性决策分析家极其强调分析与知识在决策中的地位，强调与分析和知识能力有关的情报（intellegence）功能在决策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政治决策者如没有足够的情报功能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情报功能包括决策参与者收集、整理和传递各种信息的功能。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还把情报功能列为决策过程的七大要素之首；并且认为，由于通讯革命的发生，〃情报的运行对于个人和团体的生存日益具有关键性〃。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和评价功能》（Research in Policy Analysis：The Intelligence and Appraisal Functions）；见F。I。格林斯坦（F。I。Greenstein）和N。W。波尔斯比（N。W。Polsby）编：《政策和决策》（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第2页；安德逊…威斯利出版公司；1975。这种情报功能的基础就是决策参与者的知识和分析能力。
与此相一致，理性决策分析家强调决策的科学性，主张决策必须尽可能地运用严谨而周密的科学分析方法。在理性分析家看来，决策者应当有能力运用其理性去分析各种利弊，确定理想方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理想的最佳目标。因而，科学主义决策分析的基本步骤一般是：确定问题列出各种对策分析各种对策的利弊得失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排列出理想目标之优先次序根据理想标准列出各种对策的优先次序最终抉择。
科学主义的决策分析在政治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虽不能说在今天已经失去，但是它在近些年中已经遭到了有限理性决策分析家的强烈挑战。在这些有限理性决策分析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有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mon）、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Charles E。Lindblom）、詹姆斯·A。马奇（James A。March）和斯奈德等。
有限理性政策分析家指出，理性分析家把决策活动基于决策者的充分理性之上，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个人的理性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它受到个人知识能力的限制；它受到客观对象复杂性的限制，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全部行动结果与行动过程；它还受到价值体系的限制。他们还指出，理性决策分析家所强调的那种决策所需的大量完整的和准确的情报其实也无法获得，即使得到了足够的情报，凭决策者的才智也不足以正确地处理它们。有限理性分析的主要代表西蒙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政府的重大决策都对整个政治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涉及的因素极其复杂，任何决策者均不可能考虑这些深远的影响和复杂的因素。总之，在有限理性决策分析家看来，任何决策者的理性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决策过程中理性也不是主要的因素。不过，他们不否认，现代的政治决策者尽可能基于〃比较理性〃的基础之上。
强调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分析的重要性是理性决策分析的核心点所在。对此，有限理性分析家们更予以猛烈抨击。他们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而基于这种能力之上的分析能力当然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为：由于客观对象的复杂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所以人的分析是不可靠的（fallible）；分析无法处理价值的冲突；分析的代价（时间的、物质的和精力的）太大，个人无法担负；问题的不确定性往往超越人的分析能力，等等。有限理性政策分析的另一个主要代表林德布洛姆还详细地指出了决策中分析受限制的情形。他说，决策者们各自的分析往往有不同的结论；所以分析未必能导致共同一致的结果；人们也未必对分析的结论作出理性的反应；分析的结论常常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分析也无法使各种冲突的解决方法有共同的标准。
理性决策分析家与有限理性决策分析家之间的上述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对理想与现实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一定距离的，正因为它们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正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距离，才需要人们不断努力去缩小这种距离，使现实不断接近理想状态，努力运用各种正当手段去实现理想的目标，而不能因为现实与理想状态的这种距离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而且，从认识论上讲，人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本质上是无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质、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