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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和导向系统，可以通过反馈系统对其进行自动控制，因而它又被称为政治控制论（political cybernetics）；它还把政治系统与生命有机体相模拟，指出政治系统的一切活动恰像动物一样，都是为了自我生存；而其中的信息沟通犹如生物有机体中的神经，它四通八达，在维持系统生存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而政治沟通分析还被称为〃神经政治学〃（neuropolitics）。
最后，定量化也是政治沟通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定量化是当代政治分析的一种普遍趋势，而政治沟通分析在这种趋势中有着尤为引人注目的地位。它把政治过程归结为信息的发送、加工、存储和利用过程，信息成了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而在政治沟通分析家看来，政治信息是可以用定量技术加以精确测定的，信息〃可以被测量和被除尽，沟通通道传送或扭曲信息的实践也可以根据定量标准加以评估〃。多伊奇：《沟通模式和决策系统》；见查尔斯沃思编：《当代政治分析》；第277页。信息沟通的速度、真实性、容量、时差、负荷等都可以用严格的计量技术加以测算。通过测量系统的沟通能力，就可以估算整个政治系统的团结性、稳定性、整合性和变化程度。可见，政治沟通分析的定量化倾向极为明显。
政治沟通分析从其产生后既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也遭到了…些人的批评指责。确实，从这种方法本身看，它既有其可取之处，也有其不足之处，从其可取之处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政治沟通分析揭示了政治运行过程的新规律。沟通分析运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把政治系统当作一个自动导向的自控系统，把政治过程当作是信息的发送、加工、存储和利用过程，这就从一个全新角度揭示了政治运动的规律。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当然有根本区别，但是政治活动离不开信息的沟通，在这一点上它们是完全相同的。这样，信息在政治系统中的运行机制如何，信息的沟通对政治系统有什么作用，政治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这类问题从而也就成为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便成为揭示政治发展规律的必要环节。因此，研究和解释政治沟通问题虽然不等于揭示了全部的政治运动规律，但却揭示了政治的部分运动规律，即政治系统的信息沟通规律。
政治沟通分析方法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沟通分析把政治系统当作是基于信息及其沟通之上的控制和决策系统，着重分析决策者即政府当局运用信息的反馈系统对政治系统进行控制的过程。它阐明了信息流对于科学决策的重要意义，具体地指出了政治系统的沟通状况是怎样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或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指出了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机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决策者建立科学的信息沟通和反馈体制，尽量提高信息的流速、真实度，扩大信息的流量，减少本底噪音、失真和损失，从而合理地运用政治信息流调节政治系统中人流与物流的方向、目标、数量、速度，以便最终有助于政府科学地对整个社会实施宏观的决策控制。
政治沟通分析推进了政治科学中的定量化研究。在传统上，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根本无法定量化，这种观点在政治学界尤甚，提到政治分析，人们就会立即断定是定性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到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政治科学中开始出现了定量化研究的努力，许多政治学家试图从各个角度对政治进行定量分析，政治集合论、计量政治学等定量政治研究相继出现，它们都对政治定量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政治沟通分析更是另辟蹊径，从政治信息的测量、通过沟通能力的测量，最终对整个政治系统的能力进行测量。这种对整个政治系统的定量分析在当代的政治定量研究中有其独特地位，它对政治科学的定量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政治沟通分析对政治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有益贡献。它指明了一个政治系统中的信息及其沟通如何决定性地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这就为不同性质的政治系统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关键性变项；它〃借用〃控制论与信息论的方法和概念研究政治系统，这有助于沟通政治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它在政治研究中采用了功能模拟化，这为政治研究使用诸如电子计算机之类的现代化科学工具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它把新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术语带进了政治学，开阔了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
毋庸讳言，政治沟通分析方法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加上这种方法的不成熟和当代西方政治分析家对这种方法的不适当运用，它所表现出来的失误和偏差就愈加明显。
当代西方分析家所运用的政治沟通分析方法的片面性非常之大。这种方法把政治系统视作基于信息流动之上的决策系统，并专注于决策过程的分析。实际上决策只是政治的一个方面内容，而不是其全部内容。因此，政治沟通分析只是对政治某个方面的分析，把这种分析当作全部政治分析就以偏概全了。政治沟通分析家在进行政治决策分析时又专注于对信息沟通过程的分析。决策过程涉及到信息的获取、发送、处理、存储和利用，但是，信息的获取
、发送、处理、存储和利用并非就是决策的全过程，决策除了涉及到信息流之外，还涉及到人流和物流，把决策过程仅仅归结为信息流动的过程未免失之于偏颇。
政治沟通分析过于形式化。政治沟通分析家所关注的是最普遍的信息沟通形式，这种信息沟通形式不仅为所有政治系统所共有，而且也为所有其他的社会系统所共有。如此高度的抽象形式使它无法研究具体的内容。因此，它就干脆不关注政治系统的目标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不关注决策活动的性质是什么，不关注是谁在进行决策和决策为谁等问题。不仅如此，政治沟通分析家还公开拒绝对决策后果的关注。他们承认政治是工具而非目的，但却以此为理由拒绝分析政治或决策的目的与后果。这样，政治沟通分析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肤浅性，它无助于揭示政治现象的统治实质。
政治沟通分析带有相当程度的机械性。政治系统与生物有机体和机械系统等有许多相似之处，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类比，甚至进行功能模拟，这都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它有助于揭示政治系统的规律。但是，它们之间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进行这种类比和模拟时，绝不能忽视，更不能忘记这种区别。否则，就免不了得出荒谬的结论。政治学说史上的斯宾塞及其社会有机体论就是前车之鉴，他在把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时，就忘记了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从而滑进了形而上学的泥坑。由于政治沟通分析是一种模拟分析，如果对这种模拟运用不当，那就免不了重蹈社会有机体论的覆辙。我们看到，在当代的政治沟通分析家那里严重地存在着这种忽视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本质区别的趋势。例如，他们把政治系统看作是一个像机械的自动控制系统那样有一种自动导向于目标达成的功能，这显然是不太妥当的。
从总体上说，政治沟通分析也缺乏对政治现象的解释能力。它对政治系统运行的信息过程或沟通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但局限于这种分析，除此之外它几乎没有解释其他的政治问题；它运用功能模拟技术，而在政治领域中能适当地运用这一技术的场所毕竟是很少的；它用适用于生物体和机械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政治系统，而后者要比前者复杂得多；它强调定量分析和精确性，但政治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不能以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性去要求政治研究。凡此种种，都使得政治沟通分析对大多数政治现实无能为力。四、政治决策分析
政治决策分析方法（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approach）试图从政治决策着手进而揭示整个政治系统的运行规律。决策在当代指一系列有关制订、实施和评估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活动。决策在当代几乎已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热门课题，心理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决策，法律学家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决策，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决策，政治学家则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决策，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论述的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的决策分析。
关于政治决策的文献和资料汗牛充栋，极其丰富。然而其中极大多数仅涉及决策的个案分析或实例分析，如美国外交决策分析、中国的农业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分析往往是某种决策分析原理的具体应用，理论性较低，它本身不是政治研究的方法。作为政治研究方法的决策分析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决策活动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是所有政治行为的源泉和结果。因此，它认为政治分析必须从决策分析开始，着重分析政治决策的性质和过程，并试图建立一种决策分析的普遍性理论框架。
政治决策分析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方式是分析政治决策本身的一般性质，另一种方式是分析政治决策的过程或者内容。政治决策分析家实际上常常同时用这两种方式去进行政治分析。确实，这两种方式应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它们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论述。（一）政治决策的一般性质
政治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与经济、法律、道德等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在它们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什么是政治决策这个问题便成了政治决策分析家所碰到的第一大难题。这个问题在一些政治学家看来是如此的困难，以至于他们干脆就把它撇开不论。例如，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首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安（Charles Merriam）早就说过：〃试图在政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