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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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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Ａ苏庖磺校沟蕉鸥浇砭思业募役永锒潦椤！ ≈芏骼�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爱周恩来。 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大钊联系，成为天津学生领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法国留学。 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 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 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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