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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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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A苏庖磺校沟蕉鸥浇砭思业募役永锒潦椤! ≈芏骼�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爱周恩来。 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大钊联系,成为天津学生领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法国留学。 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 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 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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