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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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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发起组后,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却不愿加入共产党,他把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任务让给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的一位佃家的儿子,12岁才进私塾读书,20岁来到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刚刚来到济南不久,便遇到了五四运动,他代表山东学生会去北京,认识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对外联系的罗章龙,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成为该会的通讯员。这使王尽美的思想发了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9月,王尽美在济南教育会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最初10人,后来发展到50余人。山东省一中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都是积极分子。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人,是水族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他6岁进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16岁离开贵州来到济南。他从西南来到山东,依仗叔父的帮助。他的叔父是清朝进士,在山东做县令,写信要他来济南读书。  这样,邓恩铭于1917年10月来到济南,进一中学习。五四运动中,邓恩铭被推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与一师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  王翔千比王尽美大10岁,是山东诸城人,是王尽美的远亲,因而相识。  王尽美、邓恩铭等又组织了励新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学术讲坛活动,并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员发展到60余人。  王尽美、邓恩铭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来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共产党组织。次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吸收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的进步分子参加。最初的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甫等。


第二十七章 南湖船头
  广东是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春,一个叫郑苍生的人在广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工党》月刊,虽然这个组织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动,但其主要成员后来参加了广东党的早期活动,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杨匏安是广州香山县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由于揭发校长贪污学款,遭到校长忌恨,而被诬入狱。他出狱后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在澳门教书,不久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  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  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7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民国政府,担任省长的陈炯明于11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2)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去广州任职的3项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A10拨充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12月17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月25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好。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已在广州的3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2楼,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原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部的活动。  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  张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入党。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殿魁因为当师爷,由绍兴来到苏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做过知县。周恩来出生于淮安。他刚1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病危的叔叔当养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  5岁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亲、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1907年夏,母亲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两个母亲去世,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去湖北谋事,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尽管他只有10岁,却不得不管理家务,因为他的另一位叔父从年轻时就偏瘫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来出头。周恩来不但承担了这一切,还到东门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读书。  周恩来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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