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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 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众人赞同。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开会，他曾在那里住过，愿作向导。但众人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道：“我有一个主意：我是浙江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 众人称善。当即决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王会悟去上海车站，了解次日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
第二十八章 叛逆之谋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车站。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过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兴，李汉俊因受到监视，也就留在上海。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把他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早上5点多钟，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飏。 7月31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去杭州。 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帐房先生代租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沏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沪任总书记，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在广州还同汪精卫、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务员职务。他南来广州，目的是推进广东革命事业，现在需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职务。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陈独秀：“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 陈独秀辞职不获，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谋生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党组织只能发给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每月30—40元生活费，这点钱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的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但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我的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 最后确定：陈独秀月薪为300元。但不久，陈独秀因党内事务而辞去名誉编辑。他经济上常常发生困难。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成。 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出人意料地一拍桌子，道：“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罢，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平时和同志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的作风生硬粗暴的老毛病，在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时常爆发。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李达的批评未免偏颇，但陈独秀的粗暴作风，确是一大缺点。 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3人，别无工作人员。3人聚会常在陈独秀的住所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他们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3位“白相人”突然从陈独秀的前门闯了进来。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加以阻拦，那3人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 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甚是惊疑，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来了两部汽车，随车来的巡捕把陈独秀、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共5人逮捕，《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来到法租界巡捕房后，陈独秀报了假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名。
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巡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在就拉住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们拉到这儿来了。”这下陈独秀暴露了身份。巡捕房查清邵力子、褚辅成的身份后，即释放。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惠僧等4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法庭将高君曼释放，其他4人仍关押在狱中。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李达为了营救陈独秀，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各大报纷纷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10月7日，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得随传随到。 10月9日，包惠僧、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