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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诗歌》等。这一时期，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调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鲁迅那样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温和的说理、言志。香山养病期间，周作人的情调虽渐露出悲观矛盾的一面，但文字照例清澈闲雅，不像后来那样浓厚的绅士味。“五四”时代，周氏兄弟是以一体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那时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把他们称为“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文章中亦这样亲切地描述过他们。查鲁迅、周作人的日记，常可以看到两人一同出席《新青年》杂志社、北京大学学生中社会团体的活动。他们轮流做过《新青年》的编辑，在文坛与高校讲坛，引起广泛的注意。周氏兄弟这一段美好的历史，如今想来，很有回味之处。命运把他们拢在一起。后来又把他们分开。走到一起，是必然的；分开，也是必然的。就大局而言，搞启蒙，开民智，改良人生，他们没有歧意。而就具体的生存方式、价值方式、情感达成方式而言，殊多不同之处，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人生不在于结局如何，倘有过美好的过程，哪怕仅点点微弱的火花，亦足够珍贵的。这火花曾照亮过他们的生活，在寒夜有过温和的暖意，给寻路的兄弟，带来了一丝快慰。我觉得，在他们的晚年，回首当年的岁月，定会有无限感慨的。至少是周作人，从那散淡的、寂无声息的文字中，可看出这一点吧？
注 释
［1］ 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八卷，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22…2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知堂回想录》，26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转引自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6］ 《知堂回想录》，284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7］ 《知堂回想录》，27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1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知堂回想录》，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诚如一位日本人所说，东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过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开亚洲诸国的门，有西学东渐之史，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大概还要推迟更久一段时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愿的。晚清以来，众儒生面对异邦的物质和文化在中国的渗透，惶恐与怨怼，自不待言。黄遵宪周游半个世界，始悟吾国吾民之弊，有了东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叹。这是用生命来体悟的。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发出的奇想，也多站在兴汉振邦的立场上，在对国民性自身的认识上，尚有缺憾。应当说，对中国人的理解上，早期的传教士与外来商人，是很独到的。那些第一代来中国的洋人，对中华民族奇异风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观念，是中土之人难有的。这自然也产生出一些异议，洋人的文化优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国的门户开放，兴洋务，办洋学堂，派留学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结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无奈。所以鲁迅东渡日本时，看到己身的优劣，悟出国民性的弱点，那是悲叹异常的。周作人虽未经历过民族歧视的羞辱，但对中国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触，想必也很深。当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发生兴趣时，至少在留学时期，对中国旧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于东京期间，不仅关注域外诸思想史上的东西，对描绘中国文化、论述中华学术的著作，亦格外注意。这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书籍，如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等；二是接受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历数了中国人的诸多弱点，例如缺乏公德，无国家观念，没有冒险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对这些印象很深，从他们当时喜爱《新民丛报》一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精神等等。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他们甚至天真地把“黄金世界”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异常沉重的。这种价值的承担，鲁迅与周作人都有过，鲁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在对中国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鲁迅有个时期抄古碑，周作人“闭户读书”，均是对现实绝望的一种态度。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对古老的民族积习，他们惟有长叹而已。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学说的启蒙者，另一方面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对此，周氏兄弟有着巨大的悲哀。他们早期写作中，呼吁人的文学，写实的精神，大概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吧。
对周氏兄弟而言，留学日本，均有几本洋人著作影响自己的终生。举一个例子，鲁迅特别推崇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气质》一书。这书的观点，对鲁迅后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作用不可小视。他在死前的14天，还在文章中呼吁有人能将此书译出，使国人看后能够猛醒。周作人则信奉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认为此人的理论，对国人认识妇女，认识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后来有关妇女问题的观点，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兄弟二人接受的这两种学说，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对两人的作用，却超过其他哲人。文化传播的这种现象，不独在中国，于世界各地，恐亦有此类雷同，颇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是心悦诚服的，这里丝毫没有国粹的余痕。他们后来不久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仔细想来，确是悲壮的。
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于1894年美国纽约佛莱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涩江保译为日文，取名《支那人气质》，由东京博文馆出版。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看过此书，想是必然的。他后来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过此书，希望有人能译出，如1926年所写《马上支日记》，1931年致陶亢德的书信，1935年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如此看重此书的内容，在鲁迅那里是非同寻常的。《立此存照》（三）云：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2］
鲁迅译过的书籍可谓多矣，但不知为何，自己一直未去碰史密斯的著作。从他多次谈及此书的情绪上，对其内容的兴趣，恐并不亚于苏俄的新潮作品。我想，或许此书为早年所看，后来接触新潮东西增多，欲多了解新知的原因，所以未能亲自转译。不管怎样，这部以直观性来论及中国人的书，确实是一部令人猛醒和震惊之作。我读到它的汉译本，心里长久地被刺激着，觉得被一种异样的利器，挑透了自己的隐痛。那是怎样刻骨难忘的感受！我仿佛突然在习以为常的生命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窘态。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这种感受，跟读鲁迅的文章多有不同，鲁夫子毕竟是中国人。而在洋人的眼里，我们拥有过那么多古老的积习，那么多非文明的形态。而史密斯并不以挑剔的目光打量我们，他实在也抱有一份对中国人的敬爱。愈是这种基督式的情怀，那目光所射出的力量愈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我想，当年鲁迅读到此书时，其感受，或许比我们今人，要更苦涩吧？如果不是这样一类书籍的存在，周氏兄弟那一代人，不会有着更强烈的自我意识。懂得了别人目光中的自我，便懂得了如何去“立人”。我在周氏兄弟“五四”前后写下的杂感中，分明看到了史密斯的余魂。《热风》、《坟》等作品里，那种对国民心灵的拷问，在许多方面，其思路是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