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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 晴。上午往部。下午往病院，晚归家。
九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大雨。
十日 昙。上午往部。午晴，归家。夜在病院。
十一日 晴。上午往部。从戴螺■假泉五十。夜在病院。
……
整整3个月，鲁迅日记一直记载去医院的事情。其情其景，历历如在目。这样的日子，一年后又持续地出现了一次。二弟周作人，患病住院，又使他的生活出现了诸多麻烦。探视、寻医、购药、借债等等。这些，日记中亦有记载。总之，鲁迅很累、很苦。一般凡人经历的烦恼，差不多都领略到了。人大约只有承受过诸种压力和磨难，才可能懂得生活的内涵。但既然人存在着，就免不了这类的苦役。爱有多长，付出的便有多长，一切经历过人世风雨的人，对这一点，均会有所体悟的。
周作人是个很随和、敦厚的人。如果后来不是当了汉奸，且与鲁迅弄翻，后人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复杂。平心而论，和鲁迅同住的时候，他对哥哥一直是敬重的，并不像后来一些学人指摘的那么昏庸。对家庭、对亲人，他一向恭恭敬敬，连三弟周建人也说，他早年性格温顺，很好相处。在八道湾生活的前两年，周作人也是十分劳累的。除了教书外，大量的社会活动，翻译外文，写文章，费时甚多。1921年的那场重病，我一直觉得是劳累所致。看他那时文章之多，写作之勤，不是全部投入精力的人，大约不会有如此赫赫的成果。他的成就，固然离不开鲁迅的帮助，但个人的修养、素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其实，周作人的存在，也促成了鲁迅的许多事情。例如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倘不是周作人，大概也不会问世。周作人后来说：“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9］这件事，直接促成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的赫赫成果，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值得书写的一页。周作人对鲁迅的学识是佩服的，谈小说，他深知不及其兄，而论小说写作，更是退避三舍。从他后来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与解读看，是敬重有加的。
与鲁迅同住的岁月里，周作人最忘不了的，大概是其兄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他不及鲁迅那样事务繁多，脑子里除了学问，没有其他太劳神的杂务。鲁迅一方面要去教育部当差，还得写作、译书，生活中很少悠闲自得的日子。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最后的部分，介绍鲁迅办公事，很是细致：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没有来客，也是闲谈，到九十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里，动手工作，大概总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在十时前起来，照例什么点心都不吃，洗过脸喝过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这样同类的事情，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写本运京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听他说话的人与他们都不相识，姓名生疏，大都也记不得了。他又讲到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请求旌表具呈人的母亲的节孝，有的文字还写不清楚，有将旌表写作旅表的，想见是穷乡僻壤的愚人，却是那么的迷信封建礼教，想起来实在可叹。也有呈文写得很促狭下流的，显得是讼师玩笑之笔，是《新青年》里“什么话”一栏的材料，这里只好从略了。
当然，兄弟间那时也有共同出游的乐趣，兄弟俩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周作人是常伴随哥哥出入于古董商店的。《鲁迅的故家》介绍道：
在星期日，鲁迅大概一个月里有两次，到琉璃厂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时候起床，吃过茶坐一会儿之后，便出门前去，走进几家熟识的碑帖店里，让进里边的一间屋内，和老板谈天。琉璃厂西门有店号“敦古谊”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胡同里有什么斋，地名店名都不记得了，那里老板样子很是质朴，他最为赏识，谈的时间最久。他们时常到外省外县去拓碑，到过许多地方，见闻很广，所以比书店伙计能谈。店里拿出一堆拓本来，没有怎么整理过的，什么都有，鲁迅便耐心的一张张打开来看，有要的搁在一旁，反正不是贵重的，“算作几吊钱吧”就解决了，有的鲁迅留下叫用东昌纸裱背，有的就带走了。他也看旧书，大抵到直隶书局去，可是买的很少，富晋书庄价钱奇贵，他最害怕，只有要买罗振玉所印的书的时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书也贵得很，但那是定价本来贵，不能怪书店老板的了。从厂西门往东走过去，经过一尺大街，便是杨梅竹斜街，那里有青云阁的后门，走到楼上的茶社内坐下，吃茶点替代午饭。那里边靠墙一带有高级的座位，都是躺椅，鲁迅不但嫌它枕垫不洁，而且觉得那么躺着吃茶可以不必，懒洋洋的样子也很难看，所以他总是挑选桌子坐的，靠边固然更好，否则屋子中央的方桌也没有什么关系。泡茶来了之后，照例摆上好些碟子来，这与南京茶馆的干丝相同，是堂倌额外的收入，鲁迅不吃瓜子，总适宜的吃他两三样蜜饯之类，末了叫包子汤面来吃，那东西很是不差，我想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比较，大概是有过之无不及吧。从青云阁正门出来，便是观音寺街，买点日用什物回会馆去，已是二时以后，来谈闲天的客人也就渐渐的要到来了。
读这段文字，觉得周作人很平淡，对其兄的行止，所述不夹带过多的感情。其实，那段生活，可写、可纪念的很多，诸如怎样修改文稿，讨论文章，怎样出游，那些快慰的事情，他记叙得很少。周作人很少直接写感激鲁迅那样的文字，几乎从未冲动地为文，但细读那冷静、平实的文字，感怀的痕迹，还是隐隐地含于其间的。他从未真正的冲动过，这或许缘于他的性格，说其境界冲淡，大概也在其理。但他晚年写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文字，我想，那其中是有他的无尽的怀恋吧。
周作人不是一个能很好处理家庭事务的人。如果不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存在，十几口的大家族，他恐怕难有周转之力。这是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只要不翻天，可以做学问，家中诸事悉听别人。鲁迅把全家人搬至北京，他甚为满意，有一段时间，还想把自己的日本岳父岳母也接来同住，这虽有妻子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以他那样的个性，在不同性格的人中间生活，似不成问题。何况还有鲁迅这样的支柱呢？
所以，有一段时间，周作人倡导日本的“新村主义”，那种浪漫的调子，和他的某种单纯的信念，不无关系。倡导“新村主义”时，他刚准备和鲁迅迁至八道湾，正要过着其乐也融融的大家族的生活。我觉得，1919年的周作人，还是很有些乌托邦色彩的。家庭的团圆，工作的顺心，事业的丰收，使他多少有种踌躇满志的样子。读周作人那时写的《访日本新村记》，不知怎么，便想起他与鲁迅及全家人共同去构建新生活的一种信念。日本的新村，是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1918年，他买了若干亩田地，创建了“新村”。“新村”提倡“人的生活”，“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这很有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生活的意味。周作人从日本人的实验中，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类的前景。这理论与实践，令他颇为鼓舞，马上就介绍到中国来，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也被吸引过去，不久造访了周作人。从倡导“新村”的过程，能见到他精神的温和、理想的一面。我常常从他的这一面中，去理解他对自己的大家族的态度。这大概可以找到某种互证的因素。鲁迅似乎从未这样理想主义过，“新村”精神的提出，鲁迅却冷冷的没有反应，可见出他对黄金乐园的另一种看法。周作人后来反省自己，提出“新村主义”，多有宗教式的情绪，有许多稚气在里面。但这种反省，或说理想主义的破灭，也是在与鲁迅分手之后才出现的。从个人生活的经历，来揣摩周作人的家庭观，或许有臆断的因素，但我确信，他后来的悲观主义的出现，与他的大家族的崩溃，也是有关的。从与鲁迅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反目分手的过程，正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过程。此外，很难解释清楚这种转变的由来。
总而言之，在北京和鲁迅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里，他们大致是快活的。在八道湾期间，两人创作十分丰厚，成绩卓著。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白光》、《端午节》等小说，出版了《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等译著，并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编定稿，杂文的数量更为可观。周作人则有《圣书与中国文学》、《山中杂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