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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仰头遥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多少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是确实的。
自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周作人除了读书学习外，更主要是听命于哥哥，或说受鲁迅思路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们都译过国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并不系统。那多是受了林纾的影响，文字也古奥。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发了编辑杂志的欲望。按周作人的解释，办杂志以倡导文学，是受了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影响，一时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精神自救的路。梁启超那时名气很大，他于1903年创办的《新小说》，多载有爱国兴邦的章回小说，还带有域外翻译作品，风靡一时，尤其对青年人感召力很强。梁启超曾著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以小说寓教，感染世风，使国人从昏暗中自省。应当说，把社会启蒙从空洞的叫喊落于实地，且又和中国读书人的喜阅小说杂记一类联在一起，对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文艺转移性情，改造世界，是个重要途径。鲁迅弃医从文，虽有上面谈到的原因，但我想，艺术与哲学对他的引力，或许更大。文学事业一下子把他吸引过去，其中心里多年养成的爱好也是起到潜在作用的。一般青年爱好写作，钻研于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办一个杂志，就非有气魄不行了。这也可以想见，青年鲁迅的信心是很足的。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太妙，办一份杂志，对于穷学生而言，谈何容易！这份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周作人写道：
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12］
这不能算什么打击，此后两人把精力都转移到翻译上去，成就便显示出来了。
说起翻译，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占着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坦率说，翻译是件苦役，远比创作影响弱小。但两人偏偏对译介发生兴趣，且忠贞不渝，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二周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从译介外国作品过程中，启发自我，开导世人，在他们看来，是双收获。那时的中国，第一要务乃精神启蒙，启蒙的工具，只能来自异邦。但为什么不先选择哲学、社会学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小说呢？想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吧？鲁迅与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的性，所选择的作家，大多为弱小的落后民族，很少趋时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这种价值选择的尺度，可见出他们那时的心态，大约是希望从相同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种文化的互证。这是很不轻松的工作，两人译得很苦，周作人有时倦怠偷懒，便遭致兄长的训斥，不敢有松懈之心。周作人是喜爱有情调的艺术作品的，但鲁迅却很注重精神性的东西。他领着弟弟译书，不太受日文译界的影响，学了德文，又不去啃显学著作，例如歌德的作品集，而是通过德文，了解东欧弱小民族的世界。周作人深深感到了哥哥的选择，他的主观性很浓，他已有了较坚定的主张，世风怎样吹，与他均无影响。其时，日本的改革可说是见成效了，文学也有成就，可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有些好感外，对日本文学，几无兴趣。这种态度，与弟弟显然是有别的。他们最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然周作人的译文占一多半，但从篇目的选择上看，显然受到鲁迅的支配。从异国的精神之海取来有益的养分，旨在疗救国人的饥苦，这确乎是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才会有的人间情怀。林纾当年的翻译，曾影响过几代人，但其价值起点，并不像鲁迅那样高，倘若翻阅先生那时的译文，你是不能不为其苦苦的追求而深受感动的。
鲁迅那时是很喜欢科幻小说的，所以他最初选择的翻译对象，还有科幻作品。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他最初的译作。这些充满幻想的小说，与鲁迅求学时的爱好正好相吻合。他觉得中国一向缺乏科学精神，也没有以科学为内容的艺术，科幻小说的出现，对中国人无疑是新鲜的事物。它不仅可增长知识，激发想像，对国民性情的陶冶也多有益处。周作人的翻译，与鲁迅多有不同，对科幻作品远不及鲁迅那么热心。他选择了英国的哈葛德、安特路朗，俄国的托尔斯泰，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摩耳等人为对象，对这些人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较认真的译介。这其中，鲁迅也用力不少，帮助弟弟润色文字，并为有的译本作序。这里值得纪念的是，1909年两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在东京正式出版。小说收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德来夫，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英国淮尔特，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人的作品。该书译笔已显出两人的才气，虽然文风不同，业余时间的爱好也有差距，但至少在这次合作中，可看出彼此情投意合的一面。许多年间的兄弟友情，差不多都留在了这两本译著中。那无数个不眠之夜，那些寂寞而紧张的时光，在这两册书中变成了永恒。《域外小说集》销路并不好，但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殊可纪念之事。此书出版不久，日本东京的一家杂志《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敏感的日本人，是一下子就看到了其中的特点的。11年后，当此书重新印刷时，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了篇序言。把那时的用意，很真诚地描绘出来：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