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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13］
这样的文字，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动不已。中国的“五四”先驱们，是没有个人的唯美目的的，那时的大量译介，无非传达被压迫者苦痛的声音，把人间充满爱与恨的真而纯的呼声，传递出来，以使铁屋中的人猛醒。这样艰苦的劳作，比起周氏兄弟的上一代人，确实更具有悲壮的色彩，而其价值就更不言自明了。
读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以及有关读书情况的文字，觉得很是有趣。我想，至少是心理学家，对二人的价值选择与个性特点，会更有兴致的。他们的思想那时在许多方面是接近的，但读书的偏爱，已流露出诸多不同。鲁迅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德国的诗化哲学家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则过于驳杂，既钟情于希腊文化，又对性心理学爱不释手。他还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投去不少关注的目光。鲁迅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裴多菲、尼采的诗文时，很激动。那里所流出的反抗之音和个性精神，过去在中国古文化中是少见的。他把这些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周作人虽也看重个性主义文学，但对他而言，更主要的，大概还是那些富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籍，它们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审美口味。那时的尼采思想，已传入日本了，且在学界轰动不小。鲁迅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但周作人只是一般性的了解，不像其兄那么投入。但在倡明个人和人道感上，却十分一致。周作人十分迷恋各类的文学书籍，凡可启迪心性、有知识性的东西，均来者不拒，热情也高涨。他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很痴情地描述过那时读书的情形，其杂家的风采已露出来了。关于兄弟二人读书兴趣的异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分析得颇为中肯：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政府主义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赞颂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与尼采（鲁迅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契开迦尔”）等同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先觉善斗之士”，他说：“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承认“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
周作人则更醉心于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纪行》（载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24号）。他发表在《天义报》上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里的许多材料。这样，周作人就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列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最先举出的就是“旧公爵而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24期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从互助进化的观点出发，鼓吹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中国信徒就公开宣扬：“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社会。这种主张“社会协爱”，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从不提及施蒂纳，并且表示“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周作人不满的可能不只是“格调与文章”，尼采（以及与他类似的施蒂纳）思想中对于个人主观意志的极端强调，“刚愎主己”，不惜“偏于一极”，这当然不合“庶得中庸”的周作人的胃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说：“明哲之士（按，当时指尼采、施蒂纳等人）……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与这一论断相反，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所反复强调的，正是人的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协调”、全面发展，所谓“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适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毫无偏执的、匀和的生存方式。这与克鲁泡特金的“协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先声。［14］
可以说，鲁迅接受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后，思路后来尽管有所变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蕴于其中的；周作人对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偏爱，最终导致了他一生学者式的情感方式。这是早期记忆对人生之路影响的结果。但之所以价值选择略有区别，心性的差异，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的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例如对尼采，鲁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他在早期论文中，一再提及此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都谈到尼采个性的文化价值。在鲁迅看来，尼采的思想是人类从苦难中摆脱困惑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人们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类自己内在的潜能，即自由意志。尼采式的超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剂强心的药，那种蔑视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圣、亵渎一切神灵的勇气，恰恰是中国所一向缺少的。鲁迅从这位诗人狂飙突进的艺术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并不清晰的精神画图。那翻江倒海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锐力，生命的深层内省，对人有着怎样的亲情！鲁迅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否定传统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文艺活动中。应当说，鲁迅对尼采的接受是独特的。按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当时日本人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日本学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站在亚洲人的角度，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理解尼采。鲁迅很敏锐地看到了尼采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并把它视为人自我超越的动力，他的反抗意志在尼采思想的启示下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与鲁迅不同，周作人视野里的西方文明，除了个性精神外，最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散发的知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鲁迅侧重于行为的一面，周作人则注重知识的一面。侧重于行为，当然就具有很强的使命感，思想的张力就不同凡俗；看重知识，则文风便沉稳，即便是抨击时弊，内在的情致，依然有文雅之气。所以，读鲁迅的文章，是有朝气的，文采亦昂扬不已，如狂风吹来，读后被强烈地撼动着；而周作人则不急不躁，舒展自如，似湖面的柔风，温和的气氛飘然而至。但那时尚无后来的绅士气，情致属于青年式的，所以思想的锐气，依然暗藏其间，只不过没有汪洋恣肆的气派罢了。与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同时，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可说是对鲁迅思想的一个呼应。这些文章，思想与鲁迅颇为接近，论证问题也有力度，但不及鲁迅文章内蕴那么博大，这显然是未受尼采气质影响之故。从那时兄弟俩所发表的文章中，可看到精神的某种相近性。其一，强调精神对一个民族的作用，如：鲁迅呼唤精神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