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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引诗文史料，都是真实的。有些近年“发现”的“新资料”是个
别人伪造的，我深知其内幕，我不会引用这些东西来扭曲历史真实。在此说
明，可免读者认为我是疏忽遗漏。
再一点就是个别地方，我为了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稍稍运
用上一点儿推想和文学手法，使内容变得生动一些。细节可以是想象，基本
事情是真实的。为了情节的完整性，在“佩刀质酒”这一章（第三十五章）
里，我代拟了曹雪芹的一首诗——这是唯一的特例，请读者务必记清。
考古家掘得几枚碎陶片，运用他们专门的常识与技艺竟能“恢复”成一
个“完整”的古陶罐，实在神奇！而我呢，所有的也只是几枚“曹雪芹碎片”，
却要把它“恢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陶罐”——你看这难不
难？我“恢复”成的，究竟是个什么？只有请读者给以估价了。只盼望读者
勿忘一句话——介绍曹雪芹，其实就是为了介绍中华文化。这才是我这本小
书的真正目的。
1992 年新春
《岁华晴影》自序
我们中华文献自古分四大类。名为“四部”、“四库”，即经、史、子、
集是也。经史不消多说自明，倒是子与集如何区别，值得弄个清楚。我引光
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与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
的几句话：“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
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可见集是够不上哲士贤人之
言，没有足以创教济世的大道，而只记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见的东西，—
—扔进字纸篓又觉心疼，于是“过而存之”罢了。
过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让人脸红。
我从初中时代十四五岁时喜弄笔墨，积习甚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为
时也是很早的，今皆难寻。以后作了“考证派”，写些“论文”，而诗词随
笔等“非论文”实亦未曾停笔，所积数量实在不小，但大抵随缘信笔，寄兴
抒怀，根本无意为文——也够不上“文”的真规格。信笔漫谈的“散漫性”
太强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经营缔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散文创作、编集、评论专家
——在报上发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级内，与季羡林先生诸前辈“平
坐抗礼”，可真使我汗颜而内愧！这实在是她的偏爱与谬许。我很感谢她，
人都会因有赏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进入了“文”坛。
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这本集子收录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写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赋性散
漫，没有一点儿条理性，破书残稿乱极了，有些旧文是连记都不记得了，记
得的也无法找全了。这就定会“遗珠”，而编收在此的，更难免“滥竽”之
叹。明眼高人自能鉴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编集时新写的，未曾发表过。
编时原则有二：一是不修饰“加工”，一一存其历史本真。例如《黄氏
三姊妹》，把二姐与三妹两个人的芳名都弄颠倒了，以致有“饥凤”先生在
成都报上为之补纠，我对此另加注语，文中则不作改正——因为一改就失了
真，而人家的纠补也落空了，那是不对的。
第二是“尽力”校正原刊时的错字、漏字与被人改坏了的字法句法、文
理与音律节奏——汉字文章是要讲这些的。我平生所发文字，刊出时几乎百
分之九十九是带错刊误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会哂我“不通”。
但“命”中注定，办法不多，常以为“恨事”。今次乘此机会，应该消灭补
正那些了吧？
书名取《岁华晴影》，因为我很喜欢“岁华”二字，这就是人生的佳境。
至于“晴”，我从幼年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自学作七绝就有一句
“檐牙小雀噪晨晴”之咏；后来把“词集”题名曰“晴窗语业”。近年给报
纸写专栏随笔又叫做“响晴轩砚渍”。这番晴意，大约与生长在北国的晴明
高爽的气候里大有关联。
岁华是流转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东风暗换年华”就写得特好。既
然它是流转的“逝水年华”，所以只能用笔来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
既是影子，于是它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似有如无之际。何况“文不逮意”，
古人早有此叹了。就连曹雪芹也自称“未学无文”，则可见要想为岁华留影，
谈何容易——第一须学，第二须文。而我之“学”与“文”，比之前代文星，
那又该用何言何语来“自云”呢？
再有一点，不怕您见怪：我根本不喜欢胡适之先生平生至极得意的“白
话文”，因为“白话”实不成“文”，而强名为“文”，尽失中华汉字文章
之大美至味了。这种想法大约很“荒谬”吧？而自己也只好写些“白话文”，
真是自相矛盾，“违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叹。
这样写“文”，它能好得了吗？
但世上万事有缘，我这种无学不文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王春瑜先生的谬识，他定要我撰编一本“文”集。这真让我惭感交加，非
常感谢他的至意高情，也益发“自惭‘文’秽”。
因双目俱损，工作艰甚，此一小册之编整缮录，亦须女儿助手伦苓出力。
出版社责编范文渊女士以及校对、美工等位贡劳者，在此敬表谢忱。
于丙子清和月
中华文化寻源
一提中华文化，一般人便要讲孔、孟、老、庄、荀、墨。。以为这些先
哲就是此一文化的缔造者。这并不能算全错，但失之于“历史近视”，因而
将因果源流颠倒了。
这话怎讲？上述这些圣贤，都是周朝后期的人，从中华民族的宏观历史
长河而言，那简直太“晚近”了，不过是“近现代”范围的思想家们罢了，
他们之前呢？难道我们民族就无文化？这绝对说不通。上述诸贤只是承传、
总结或某种代表意义的人物。把他们当做文化之源，不是颠倒又是什么？
那么，千千万万年的更早的文化之源究竟何在呢？这个真源才是孕育
孔、孟、老、庄。。的母体。既不容颠倒源流，就必须沿流讨源了。
举一个例子以为说明——最近《北大学报》发表了阎步克教授《乐师与
“儒”之文化起源》一文，他融汇了大学者的论述、古籍的记载、古文学遗
迹中的线索，运用汉字“密码”破译（文字学、训诂学。。），论证了“儒”
字的本义是乐师、舞人——与上古祈雨之礼乐直接关联。我很赞同阎先生的
卓见（本文不及列引论据，我个人论证意见也从略）。
孔门注重“六艺”（通六艺者方为贤人，三千门人中只得七十二名，大
不容易呢！），而六艺最首要的是礼、乐二者。
在中华文化，此二者的身份意义，品位功能，那是太重要了，具有极大
的文化代表性。那么，礼、乐是什么？又从何而发生的？——换言之，寻到
此源，方是中华文化之真源。不然者，皆流而非源也。
这源，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哲思慧性早就认识到“天人合一”的大道理，
人是天的一个“部分”。这个认识表述形式，可于《易经·说卦》里寻见，
其命题是“三才”，三才者即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者各有其才（与
德性），三者的大和谐，组成了宇宙万物的大结构、大运行、大进化——生
生不已。三才，即“天人合一”观的最简切的措词表述。
那么，这个重要无比的“和”，标志着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君
子和而不同”，正因不同，方始重和；重和，却又不是“消灭不同”；若无
不同，焉用重和之德义功能？
礼、乐者，即“和”之教化方式。
说“方式”，恐有语病，还需对“和”也有本源的理解认识。
须知，今世通行的“和”字，古字本来作“龢”，左龠右禾，左器右音。
龠，正是乐音的代表！
这也证明：后世儒家思想的本质，与上古的音乐理论实际是完全一致的，
“儒”的真“祖宗”乃是礼乐之师——“师”在古代是乐师的专称，古又有
“师儒”一个词语。
那么礼、乐又由何而起呢？
这就还是“三才”“合一”的文化意识：人，最重祭天祭地，此即天人
合一的三才之大“和”的表现形态；祭，就是众多人的“排场”仪式，包括
活动、音乐、表演、歌舞，组成全部典礼程序。
这个意义上讲，儒者原来乃是今日之所谓“艺术家”——包括演、奏、
司仪、指挥。。这一点，意味特别深长！
中华文化的源头与现实都是艺术的本体质素。所以这个伟大文化的特点
特色极其丰富而美丽。
单以孔子来说，他被尊为圣人，至高无上，实际他并非俗常误认的“道
统尊神”式的“老古板儿”，他本人正是个大艺术家，审美水平极高，这在
《论语》中证据是斑斑可按的。
祭天的礼乐，似乎后来被帝王垄断了，老百姓只能供个牌位，象征一下。
祭地之礼却依然是万民的大事，大排场，大演习，大欢乐——这就是社火、
社戏，迎神赛会的民间艺术汇演的盛举。社，即大地之神，来源最古，凡有
聚落人烟之处，先有社址（选一株大树），是祭敬、会聚、祈求（卜愿）、
庆祝（丰收）。。种种活动皆在社前举行，于是种种艺术表现在此发生。此
即“社会”的本义。
这些，才都是中华文化的真根源。
我说得太粗略了，细讲该有一部书才是。
总结几句：中华文化重才，重艺，重礼，重“天人之际”，能将一切“诗
化”（转化为艺术形态与境界），而最高总精神是“和”——即天人合一，
其“合”实际也是一种“太和”。（不过“太和”一词后来只为医学上常用
了，表示生理机能的最大平衡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