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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实际也是一种“太和”。（不过“太和”一词后来只为医学上常用
了，表示生理机能的最大平衡统一。）
中华文化精义的脉络
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天、地、人——三才文化”，处处显示出
它的特异的光彩与魅力，而与西方文化难以混同，也不容牵强比附。这一文
化的精义究竟是什么？如何提纲挈领？怎样一言以蔽之？大家都在研索寻
求，试图探此骊珠。这个理想中的“一言”，诚然很不容易提炼以得。大约
“三言”亦未必能尽其旨吧，如从个人的浅见而妄列，那么可以说成是：“三
才”之道，识其变而综以“和”。三才中人为核心，人之道统以“善”。人
的秉赋在天地间最为灵秀，致有“万物之灵”一个词语与观念，是以人之道，
除德之善而外，又甚重性之悟，才之美，故标以“灵”。
先说一个“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和之与同，大不一样，
惟其须和，正因不同，倘是尽同，又何待一和？从《易经》看，先民格物致
知，体察宇宙万品，已达很高层次；在此森罗万象中，理了三大方面，名之
为“三才”，再进而综合思维，乃晓悉万事万物之万有不同，而能共生同存，
其道在和。是以小至一个人的身体生理健康，最高境界称为“太和”，即生
机最大的和谐之运转。宇宙虽大，理亦相同；人类社会，事务纷繁，倘无“和”
以统之，势必至紊极乱。是以俗语从《易》理脱化而得的“天时、地利、人
和”，正说明，识天须顺其时（季节、运会、时机、气数。。），用地须尽
其利（物产、资源、交通、险要、形势。。），而人则尤其重要的在一“和”
字。这个“人的和”，就是今之所谓“人际关系”的协调处理之道与所收的
效应。没有这，人的才力是无从发挥也不知为谁而发挥的。
关于人之道，欲求社会安定、人际谐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
即每个“个体人”的培育教养的课题。人的“本质”到底性善性恶？孟、荀
争论，本无“科学结论”或什么“学术认同”，只是儒门人多势众“战胜”
了。然而，力主性善的儒门却极重“教”字。此义可思。儒师启蒙的《三字
经》开宗明义大书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
迁。。。”以为人之归于恶是不教之过。于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正
面宣传”的策略；提善不提恶。但善也要以“教”为本，教义百端，归于一
善。没有了这，中华文化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以此“善”义为中心，教育人自身，乃人之道，处群待人之道。儒门一
切，不出此义。“仁”即“人学”之本，人尽知之。“恕”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正说的是己与人的关系问题。其余的礼让、容忍、谦抑、诚敬、
正义、施舍、恻隐、信用、廉耻。。种种道德标准，无一不是为了一个“善”，
——其实也无一不是为了一个“和”！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由“治
己”到“治人（群）”的修养和抱负，不是玄想空话，从古以来的仁人志士，
忧国爱民的传统思想，若究其实质义蕴，就是要做到布善而致和。
以上所述，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所讲究的“四部”（四库）的前三“部”
的内涵——经、史、子。中华文化的“史”的观念，最为独特，也是这一文
化中的一大特色。中华的史，不是为了单纯的记下“流水账”，其记人记事，
有一根本目的：寓褒贬，严善恶！古史官地位权力极尊，这种“舆论力量”，
无比巨大，过去批儒也批了这种“封建道德”的“宣教工具”，但是批者忘
了：如果没有了这一大因素，中华文化就不会是一种尊严的文化了。经与子
都是民族杰出人物的言行录，而史则是检验的总结。
但是“四部”的末列，还有一个“集部”。今日谈论中华文化的，似乎
总是着眼“孔孟老庄”与儒道释等等，殊不知中华文化的光彩，有一半也发
自古今无量数的“个体”积累的诗文集著作之林。
《易》是了不起的，它的“三才主义”，“才”是要害，而“天地之心
也”的人，是此“要害”的中心。是以中华文化，首先是“人本主义”（与
西方的“人道主义”也不容混同），精神是重人、爱人、为人、唯人。而对
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与全面，到六朝时期对“人”物的“月旦”更达到了新
高峰。中华文化对“人”要求什么？大家熟知，治学之常言曰：才、学、识。
才字领头。若是做人，还要加上德、品、器、度、风、韵。要知道，这种种
标准观念，是极为重要的，讲中华文化而忽略或低估甚至不理会这一方面的
事情，那真可说是“失其泰半”矣。中华文化是高超的，至今也还不是全部
为世界其他文化所能十分了解和理解的，仍然是以这一方面为其主要课题、
难度的“关口”。
做人、待人、教育、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等一切，比较易讲易
懂；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表现为极其高级的语文、文学、艺术诸形态，其
作者作品的造诣、境界、风采、韵致，这种不是语文（翻译）所能传达的似
虚而甚实的文化精微，超妙的脉络神髓，那就很难让异文化的群众所接触所
感受所参悟了。中华民族的绝世本领，在于能把一切世俗的东西艺术化——
即诗化起来。这种诗化，使得宇宙世界人生极充分地显示出它们的美，即三
才之道最崇伟的和谐之美。
在中华文化中，一向是看不上“自了汉”的；所谓“独善其身”，实际
只是十分不得已（不得其用，无以展其抱负）的最低的“自慰性”的话头，
而绝非理想。好的宰相称为“医国手”，自古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二者何以互喻？正因都是以治病救人、安民治国为志趣。以天下为己任，先
忧后乐的精神，并不同于“封建统治意识”或“作官”的爵禄欲。这后一种
低级思想今日也未必全无，但讲文化真谛，不能错认精华糟粕。即如近世许
多的救亡图存、投身革命的仁勇之志士，何自而生？难道是从别处移来，或
一心只想做官发财的人？不从中华文化的精义上去领会其源流脉络，自然陷
于数典忘祖。
至于特重“才”义，也会有人误解只是文士们的事。狭隘化，难讲文化
的真谛。以艺而论，今之“文人画”兴起最晚，自古绘、塑、雕、冶、筑、
乐、舞。。无不出自“工”的创造，其技精艺超，世所罕匹！这些无名的工
匠大师，并非文士——然而都是异才。所以讲中华文化，是个全民族崇伟的
宏观课题，切忌短视。
“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
——纪念《老残游记》问世90 周年
刘铁云（鹗）先生著有《老残游记》正集二十回，二集十四回（今只发
现九回），尚有《外编》残稿少许。①正集、二集，分行本、合订本，都曾有
之，也有西文译本。而且还流行过伪托的假续集数十回（据云出于陈莲痕之
手笔）。这部小说之受到欢迎，足征概略。正集问世，先刊于《绣像小说》，
后复连载于《天津日日新闻》报。迄今将近一个世纪，已成为世界文学名著。
晚清以来，小说出版的多得不可胜数，除很少数几部尚为人知人读之外，皆
归湮灭，而独《老残》一记，光焰不磨，魅力长驻。②其故安在？这是我们在
纪念此书问世90 周年的时机，应当思索的一个文学课题。
刘铁云生于咸丰六年（1857），卒于宣统元年（1909）。而作于光绪三
十二年（1906）的《小说闲评》曾说明一段历史情状：“十年前之世界为八
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
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其伙。略通虚字者
无不握管而著小说。循是以往，小说之书有不汗牛而充栋者几希？顾小说若
是其盛，而求一良小说足与前小说媲美者卒鲜。何则？昔人之为小说者，抱
才不遇，无所表见（现），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
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出以问世，如《水浒》、
《红楼》等书是已。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已无人顾问。
盖操觚之始，视为利薮，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
这所记的一段历史情景，却正是刘铁云生活的年代。由此可知，他之作
《游记》，也是时代的潮流与风习的一种产物。
但由《闲评》的话，我们却又可以悟到事情的另一面：不可胜数的小说
出来了，转眼之间即少有人再去顾而问之，而《游记》独独不然，而它又并
非穷十年、数十年之力的巨著，也是很快就印行了的。那么，这其间定然另
有原因了——这才是我们此刻想要探究的中心点。
《闲评》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昔人之为小说，是借小说以表现
其才智抱负，而并不是以此为牟利博名的捷径。这一点，对刘铁云来说，是
对景的。大家皆知，刘氏是当时一位奇士，一身兼着学者、文人、哲士、科
技家、实业家、政治改革家。。的“综合构成体”，满腹才学，一腔志愿，
意在为国为民，而一生抱负未得大展，结局是含屈忍辱，流死于边疆。所以，
他之作《游记》绝不同于只为从书贾博取数十金的那类小说作者。
刘氏是奇士，他的智能所涉甚广，精通治河、数学、医道、文物，不在
本文范围之内列叙。如今只就文艺这一个层次来略申浅见。试看，他那一篇
自序，堪称大笔、卓识、奇文、宏论。此序，以“哭泣”为文纽，为句眼，
而展示了他的性情、心灵、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