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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
商代音乐真正进入文明的盛期，是在定都安阳以后（前13—前11 世纪）。
出土于安阳殷墟王室墓葬的成组饰有狰狞可怖的饕餮、夔龙等纹样的各类乐
器均可为证。这个时期，不仅王畿及其邻近地区，甚至一些偏远的方国，如
武丁时进贡“亚弱”编铙的弜国、出有多件青铜大铙的今湖南宁乡与安徽、
浙江、江西等地，均已存在相当发达、既有商文化特征又有本地特色的音乐
文明。
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
种形制的铙、铎、磬（qng 音庆）和鼓等。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
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上制成。现存实物有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
文化的素面陶铎（图7）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
演奏。商铙因其形休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铙、小铙之分。其中，单个的大铙，
有人称为“庸”（yòng 音拥）。卜辞中“其■（置）庸，壴（鼓）于既卯”
就说明这一点。由多枚铙组成一套的称为编铙。小型编铙比较常见，一般由
三枚组成一套。近年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bǐ音比）辛墓中（图8）发现
有五枚一套的编饶。我们曾对这套编饶进行测音，其音高大约相当于：G、A、
C、F（？）、G，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大型编铙比较少见，现存实物仅见于
湖南宁乡一带（图9）。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它分为两
种，一种为单个的大磬，如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图10），
纹饰瑰丽，声音悠扬。经测音，其音高为#C；，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
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种是编磬，一般均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区出土有
五枚一套的编磬。鼓，在原始时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
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皮，
又称鼍鼓。商代的鼓有多种，一般鼓身下面有鼓座，鼓身上面有羽毛作为装
饰，甲骨文中的“■”字，就是它的正面形象。近年在湖北崇阳出土一件晚
商至西周早期的铜制贲鼓，即是这样一种形制（图11）。此外，有一种大鼓
叫“豐”（feng，音丰）和一种小鼓叫“■”（即鞀，táo，音淘）。卜辞记
载“■旧豐用”、“癸亥其奏■”，就是当时使用的豐鼓与鞀鼓。据《尚书·益
稷》载：“下管鞀鼓”的话来看，鞀鼓后来可能常与管（一种吹乐器）在一
起演奏，吹乐器在原始时代已有。现存最早的吹乐器、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
土的骨哨（图12）和埙。商代的吹乐器有埙、籥、和、言、竽等。埙有大小
两种形制，均有五个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组为一套，如前面介绍的辉县琉
璃阁殷墓出土的埙。籥，即前面介绍的一种编管的旋律乐器。和，甲骨文作
“■”，可能是一种小笙。言，甲骨文作“■”，很像一种单管的吹乐器，
可能是后世萧的前身。竽，（yū音于），甲骨文作“■”或“■”。卜辞载
“其■（置）新■（竽），陟告于且（祖）乙”，表明当时为了要新制一支
竽，要在祖先面前占卜吉凶。总之，上面所述并不是殷商时期的全部乐器，
但已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五、《大武》
《大武》是西周初年创作的大型乐舞，描写了周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
件。
历史记载，纣王是殷代有名的暴君。传说他整日沉缅于歌舞酒色之中，
并用许多酷刑来镇压敢于反抗的奴隶和对他不满的贵族。后来，他的暴政激
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三千多年前，日益强大的周部落在周武王的领导下
联合了其他部落，又得到了殷商奴隶们的内应，终于推翻了纣王的统治，建
立起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史称西周。
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在春秋时代演出时共分六段（六成），
每段（成）都有歌唱。
其第一成，在头带冠冕、手持朱盾玉斧的舞者出场前，先敲一段时间的
鼓，召集众人（“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
众也。”）接着舞队从北面出来（“且夫《武》，始而北出。”。舞者出场
后，都肃立着等待诸侯的来临，并且齐声歌唱，祈求祖先和神灵的庇佑，声
音是那么婉转悠扬（“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咏叹之，淫液之，
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突然，舞者连顿三次脚，表示出征的时
机已到，舞队开始行进（“三步以见方”）。
第二成，舞队在行进中做着种种击刺的战斗动作，象征军威远振全国（“夹
振而驷伐，威盛于中国也。”）。这一段舞蹈热烈、奔放、勇猛，显示了周
部落的决策者吕尚的必胜信心（“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最后舞队分
成两行，向前行进，表示消灭了殷纣（“分夹而进，事蚤济也”）。
第三成，是伐纣凯旋之后，又向南方进军（“三成而南”）。
第四成，平定了南方（“四成而南国是疆”）。
第五成，舞队以周、召两公为首，分为左右两队，象征辅助武王进行统
治（“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在音乐上用一种叫做“乱”的手法突
现全曲的高潮。用“乱”时，舞者都以一种“坐”（跽坐）的姿势，表示周、
召两公的和平统治（“《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再始以著往、复
乱以饬归。”）。
第六成，舞队又合并起来，齐声赞颂周朝的强大和武王的英明（“六成
复缀，以崇天子”）。
《大武》表现的内容说明，它歌颂的虽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
在西周初年，就其推翻暴虐的纣王来说，符合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受到人
民的拥护。它在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例如其曲式结构相当完整，音乐
上用了“乱”的手法。根据周代贵族们的射箭集会——“大射仪”所用的乐
队来看，该乐队把歌唱的乐工和音量最小的弹弦乐器“瑟”放在距离听众（贵
族们）最近的地方，音量较大的管乐器就稍远一些，音量最大的打击乐器建
鼓、编钟、编馨、镈（bó音博）等就更远一些。这种做法说明当时已经注意
到歌唱与乐队排列层次对音响效果的作用。推想《大武》的伴奏乐队可能是
符合这种要求的。《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但从《周礼》“奏无射，歌夹钟，
舞《大武》，以享先祖”的话与现存西周中晚期柞钟与中义和钟的配合关系来
看，其乐曲有可能以上下相差一个纯四度的不同宫均上（夹钟宫与无射宫）
奏出的la、do、mi、sol 四个正声为骨干，同时又兼用了变徵、变官或清角、
清羽等偏音。正因为周代的《大武》不用“商”（re）音，所以春秋时代孔
子看了当代《大武》的演出后，对侍坐在旁的宾牟贾说：“声淫及商，何也？”
（声音不合法度出现了商音，为什么？）宾答：“非《武》音也。”（这不
是《武》的声音。）孔子又问：“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假如不是
《武》的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呢？）宾答：“有司失其传也”（这是在传授
过程中造成的谬误。）由此推想，《大武》的音乐可能已较复杂。
《大武》以外，当时还有很多民间乐舞和其他部族的乐舞，称之为“散
乐”和“四夷之乐”。它们反映的题材更为广泛，如《诗经·陈风》中的《宛
丘》，就描写了陈国的百姓在宛丘城下手持鹭鸶的羽毛击鼓跳舞的场面。不
过关于这些歌舞表现的详细情况不见于文献记载，所以无法予以介绍。
六、国风、楚声和其它南方民歌
“国风”是收集在我国第一部歌词总集——《诗经》中的周代民歌的总
称。它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现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广大地区，
约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间歌曲。因此，又称“十五国风”。
“国风”中有的歌词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
的口头创作，保持着民间创作的原貌。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
反映了饥寒交迫的劳动者对于剥削和压迫者的激债情绪。他们质问贵族老爷
们为什么可以不劳而食，并且把他们比做“贪而畏人”的肥鼠，表达了对这
些人的蔑视和仇恨。它们代表了我国民歌不畏豪强、敢于斗争的传统。此外，
如“召南”的《野有死麕（jūn，音菌）》，表现了青年男女淳朴的爱情。《周
南》的《疲q》（fúyǐ 音扶以）描写了劳动妇女采集野菜的情景。它们都是
具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
“国风”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是很丰富多样的。其中有劳动时唱的后世称
为“号子”、“夯歌”一类的劳动歌曲，但更多的却是在祭祀田祖或“禊祓”
（去河边用水冲身以求吉利）等场合唱的后世称为“山歌”或风俗歌一类的
抒情性民歌。很多民歌在演唱时采用有“歌”有“和”的形式。“歌”即歌
唱，“和”即帮腔。《吕氏春秋》记载，周庄王十二年（前685），管仲在
鲁国被俘，鲁国用囚车把他押送回齐国去。管仲伯鲁国有变再杀害他，希望
赶快到达齐国，便对拉车的役人们说：“我为汝歌，汝为我和”。就是说，
我为你们唱歌，你们为我应和（帮腔）。由于管仲所唱的歌正好适宜于行路，
役人们走得很快还不知道疲劳，所以很快到达齐国。这就是有歌有和的演唱
形式。
“国风”的曲式，一般比较简单，有的在曲尾加上一段称为“乱”的音
乐。据《论语》记载，孔子曾对鲁国乐宫师挚（zhí音执）加工的周代民歌《关
雎》（jū音居）中乱的部分大加赞赏，说：“洋洋乎，盈耳哉！”就是说，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