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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诗发表。近年我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不时看到她的新作，散文多于诗，仍
然保持着诗人的感觉，用诗心来写散文。
《燕京文学》的特点是每期都有一篇编者的言论，如《我们需要一个美
术课程》、《生活的态度》、《谈悲观》、《我们对文学的态度》、《渊博
与精深》、《我们需要一个戏剧联合》等等。刊物宣布了接受外稿，并请本
校教授陆志韦、郭绍虞担任刊物的顾问，似乎只有陆志韦发表过一组《杂样
的五指诗》，绝大部分还是同学们的作品，颇具校园文艺的特色。刊物为十
六开本，第一卷共出版六期。第二卷出版的是五、六期合刊号，时在1941
年9 月20 日。这一期，孙羽又发表了小说《公墓》和散文诗《支流》，郭蕊
发表了散文《子夜秋歌》，黄宗江那时已到了上海，他写来一篇京味十足的
散文《罗宋菜汤》。刊物上预告第三卷起将改半月刊为月刊，1941 年11 月
10 日出版到第三卷第二期停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燕园，并
搜捕了不少燕京人，连陆志韦教授都被抓进日本宪兵司令部。
《辅仁文苑》
《辅仁文苑》（见图68）是一本十六开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顾名思义这
是辅仁大学部分师生们合作创办的。但是，1939 年4 月的创刊号却叫《文苑》，
是由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几位文学青年合编的。当时标明这是一本“友谊的
纯文艺集刊”。到1939 年12 月出版第二辑时改为《辅仁文苑》，标明为“纯
文艺季刊”。封面题字者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沈兼士。
改名后的刊物，特别声明由学校提供经费，内容不变，但“以不妨碍公
教的传播为条件”。所以个别文章也不免有点宗教色彩，还出版过一本“圣
诞节增刊”，显示了教会学校的特点。刊物的生命维持较长，到1942 年4
月第十和十一辑出版后停刊。停刊的背景是“大东亚战争”爆发后，不甘于
伪教育总署的笼络和收买，表现了刊物的品格。
《文苑》创刊号有赵荫棠的《悼钱玄同先生》、张秀亚的小说《珂萝佐
女神》、林榕的散文、吴兴华的诗、李霁野的译文《战争与和平·导言》等。
第二辑的《辅仁文苑》，又有林庚、南星、朱英诞、李曼茵、李道静等作者。
辅仁大学除李霁野外，教师中还有孙蜀丞、杨丙辰、朱肇洛等人给刊物写了
文章。编者提出：并且还负着指导人生的重大使命。。
“文学不仅是表现人生，
所以这刊物积极方面要求每篇作品对人生都有好的影响，最低限度也要不至
于发生恶的影响。”在敌伪统治下的北京，能够坚持严肃的、反映现实生活
的方针，这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台湾的女作家张秀亚，是《辅仁文苑》的编者之一。当时她年轻、
活跃，几乎每期刊物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其中有诗和散文，但主要是小说。
经常写作的还有查显琳，即现在台湾的作家公孙嬿。1940 年3 月出版的第三
辑，刊有孙羽的小说《山·海·城》。小说写了厌倦城市生活的一个知识分
子，想在清幽的山中寻找心的平静，以及逃避与妻子的性格冲突，最后又失
望地跑向大海。作者还发表过散文和诗，文笔很生动，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
书的这位孙羽，就是后来走上演员道路的孙道临。
1941 年4 月出版的《辅仁文苑》第四辑，凌叔华女士发表了《椰子集序》，
这是同年3 月她为秦佩珩所著的一本散文集写的序。对于秦的散文，凌叔华
“惊讶他文章深深涂了晦涩与黯淡的色泽”。还有一位李道静，战前他就在
卞之琳编的《水星》上发表作品，这时他在《辅仁文苑》上发表的小说、诗
和散文，也都带着凄苦忧郁的色彩。他出身于北大，抗战胜利后在天津一家
私立中学教初中的国文，我正在那里读高中。看上去他是一个文弱书生的样
子，一身旧西装，很不得志的神气。最近见到林榕同志，据他说那时李道静
刚结婚，不久就因贫病而亡。这是一位不曾出版过集子的有才能的作家。
1942 年4 月第十、十一合辑的《辅仁文苑》终刊号，发表了苦水的小说
《佟二》。“苦水”是当时在辅仁教书的顾随先生的笔名。他是冯至、杨晦
领衔的沉钟社的社友，后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年出版有《顾
随文集》。这篇《佟二》近似中篇，写一个忠厚农民全家的惨遇，小说虽然
没有明指日本人和汉奸，但读者一眼便可看出这是影射日伪统治的。顾随教
授的小说从来不曾结集，只有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选收了他的一个短篇《失踪》。
《北大文学》
1943 年6 月，即沈启无创办《文学集刊》的前三个月，在他支持下的《北
大文学》创刊（见图69），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文学会的名义主编，新民
印书馆印行。当时沈启无正担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院长是周作人。
《北大文学》第一辑的创刊，仅见一篇简短的《编辑小记》，没有说明
这是个定期刊物。刊物为大三十二开，同稍后创刊的《文学集刊》形式一样。
编者讲了三件事：一是创办筹划已久，二是所有稿件“都分别经过文学会的
导师沈启无、钱稻孙、徐祖正、山口四先生审定”，三是“《北大文学》是
一个广义的文学刊物，除了纯文学的创作外也兼收其他研究的文章”。果然
在创刊号里便有《佛家哲学思想略说》（魏善忱）、《扶南史略辑》（蓝文
卿）、《少昊考》（宿白）等三篇哲学与史学的论文。
开头的三篇文艺论文都是教师的作品，如沈启无的《关于新诗》、郑骞
的《论读诗》、朱肇洛的《论默剧》等。此外还有傅芸子的《敦煌本温室经
讲唱押座文跋》、李啸仓的《曲稗小识》、张琦翔的《读红楼梦札记》等。
译文有原田淑人的《关于唐代女子骑马之土偶》和增田涉的《民国三十年来
的文学思潮》。林榕的《简朴与绮丽》，是较早地研究我国现代散文的系列
文章中的一篇，后来连同其他论文都收入他的论文集《夜书》中。他协助沈
启无编过《文学集刊》，亦曾参加《辅仁文苑》的编辑工作，《北大文学》
似乎也有他来效力。除了论文集《夜书》以外，他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远
人集》。
创作部分诗与散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作者有沈宝基、黄雨等当时比较活
跃的诗人，又以青年学生的作品为主。南星、李道静发表了散文，小说仅有
闻国新的一个短篇《落花时节》。译作中有钱稻孙译的日本古歌，以及他人
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菊池宽的剧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等等。
作为大学办的校园文艺刊物，《北大文学》属于比较正统的一种类型，
严肃而缺少活力。描绘现实生活的小说，或者说表现中国题材的小说仅有一
篇《落花时节》，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这一侧面，也可以想见当时敌伪当
局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之严，要么是为我所用的纯粹的汉奸文艺，要么就是这
种与现实有距离的纯文艺和纯学术的书斋里的文化。然而，这样的刊物，也
只能维持一期的生命。
沈启无编《文学集刊》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沦陷区出版的文艺刊物中，沈启无主编的《文学
集刊》（见图70）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纯文学刊物。它没有打出取媚于侵略
者的诸如“文学报国”之类的口号，也没有贩卖庸俗的低级趣味。创刊号的
《卷头语》里说——
我们羞于喊口号，怕的是事实做不到，变成不负责任的空言。我们愿意担荷这责任，
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熔为一炉，中外古今之得以闳通，而又各有它的独特。
《文学集刊》是季刊，第一辑于1943 年9 月出版，第二辑于1944 年4 月出
版，总共就只出版了这两期。它的停刊当然与整个时局有关，同时又不能不
让人联想到沈启无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沈启无出身北大，是周作人的学生，
当时是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刊物的出版者是北京新民印书馆的艺文
社，而艺文社的社长是周作人。那时的文艺刊物都以周作人为号召，但《文
学集刊》上却绝无周的文章，也无一句提及周的名字。但，在新民印书馆的
宣传品中却有文字记录，宣传艺文社社长周作人领导了两大文学刊物，一是
《艺文杂志》，一是《文学集刊》，并称后者“是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
正向大东亚文学的目标前进。
《文学集刊》第一辑似乎以文学评论为主，如俞平伯的《谈西厢记哭宴》、
傅惜华的《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的》、商鸿
逵的《王渔洋的散文》等。小说有袁犀（李克异）的《手仗》，关永吉的《陈
岫和他的朋友》、马骊的《骨头》等。诗歌有南星、沈宝基等人的作品，沈
启无发表了《闲步庵书简钞》和新诗。
《文学集刊》第二辑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小说则有赵荫棠、毕基初等北
方作家的短篇，译诗和译作也占了不少篇幅。俞平伯、废名续有理论发表。
综观两期刊物并无宣传大东亚文学字样，不失为一本严肃可读的纯文学刊
物。至于沈启无在私下追随日本人则是另外一回事。
刊物出版的前一个月，沈启无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曾经到日本参加了
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日本人提出的“扫荡反动老作
家”的事件，表现了侵略者对周作人的不满。周作人断定沈启无在中间做了
手脚，而在这以前他们之间为继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事已经有了矛盾。这可
能就是周作人不支持《文学集刊》的原因。在《文学集刊》第二辑出版的头
两个月，沈启无又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编的《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他
编的《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