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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熊佛西在河北省定县农村从事过平民教育活动，幻想以普及教
育和戏剧大众化来解放农民。我们并不怀疑其善良的愿望，以及当事者所抱
的爱国精神、自我牺牲精神，但是这一理想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抗战以后，
熊先生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幻想，结果事业一再受挫，他才看清官方和地方封
建势力怎样迫害学校，直至学校不得不解散，他也被迫流浪到广西和贵州。
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他亲眼看到谁在破坏抗战、谁在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
小说《铁苗》写的正是这一背景，那是他在1941 年秋天被迫离开成都而开始
创作的。1942 年底，《铁苗》在桂林出版。我见到的是1946 年11 月上海华
华书店出版的战后修订本。小说以绝大篇幅歌颂了一批坚持抗战的知识分子
和农民，特别是主人公苗铁生教授。这位教授在战前的河北农村从事平民教
育运动，连所在的村名“冬不老”，也是借用了作者在定县住的“东不落”
村名的谐音，因此在苗教授的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
通过主人公的觉悟指出抗战的希望不在大后方，而是在北方的游击战争生活
中。当然，书中的人物并不等于作者，苗教授最后是被恶势力暗杀了，临终
前他还呼叫着“不要屈服”。
小说在艺术上的优点是对话多，显得作品流畅而简练，也许因为作者摆
脱不掉写话剧的习惯，整个作品的结构还不太严密，人物发展也过于跳跃，
缺少细致的刻画和分析。有些反面人物又有点舞台化，不太真实。整部小说
对读者没有形成深厚的感染力量。
《铁苗》修订本问世之际，《铁花》正式脱稿，后者的背景倒退了十余
年，可它的现实感似乎超越了前者，这是小说艺术表现上的成熟，更主要的
是作品加强了思想深度。作家是为了现实而写历史，读者看历史也是为了理
解现实。《铁花》主要写两位教育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同时却相当成功地塑
造了一个伪善的政客、土绅的形象。这是一个表面开明、实际是个玩弄权术
的阴险人物，最后教授和烈士的妻子都死在他的迫害之下。作者着重写这个
士绅的心理活动，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铁苗》和
《铁花》都写到正面人物的死，作者的那种不满现实的正义感表现得十分强
烈。联想到闻一多先生的被暗杀，当年同学的血教育了熊佛西，冲击了这位
一向并非热衷于政治的作家。他不仅在小说里写到主人公的死不瞑目，同时
在现实生活中也变为一位民主斗士，坚决同进步学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站在
一条战线上。两部长篇小说表明作者的有感而发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两书比
较，我更喜欢《铁花》，因为后者更少幻想。遗憾的是两书都没有作者写的
前言或后记，或在别的什么地方谈起过创作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经过和得失，
使我们失去了同作者进一步交流的机会。这已是一项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春草集》及其他
读臧克家的《诗与生活》（1981 年10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其中谈到
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的诗友们，他说：“重庆诗友很多，常常聚在一起谈诗。
王亚平这个好朋友，是组织能手，我们成立了‘春草诗社’，出版了‘诗家
丛刊’，至今我还存有两册。一册是《诗人》。。另一册《星群》。。”关
于春草诗社的土纸书，我也收藏了这两种，但似乎又不止这两种。近日有暇
清理旧存图书，果然又增加了两种，可为克家同志的回忆补遗。
按时间为序，1942 年5 月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了“诗歌丛刊第1 集”《春
草集》，但这时并未标明春草诗社的名义，仅有诗歌丛刊编委会的名称，委
员共七人：王亚平、方殷、李嘉、柳倩、高兰、郭沫若、臧克家，即现在一
般认为的春草诗社的成员。刊首有《创刊词》，其中说到：“欲使口号的概
念的以及一些不健康的诗作在今日诗坛上减少或绝迹，就必须勇敢地走进现
实的密林里去，镇静而机敏地去把握主题，处理主题；再以最富于形象性的
语言，去制造适于主题的崭新形式，这是全中国新诗人一致的努力目标，也
是我们编辑这诗刊的主旨。”《编后》中又解释集名“春草”的意思是取“野
火烧不尽”的含义。
这一集内发表了《关于新诗的用字和造句》，是诗人们在1942 年1 月
14 日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座谈会由老舍先生主持，参加者还有姚蓬
子、安娥、任钧、方殷、柳倩、王亚平、臧云远等人。老舍最后发言，他认
为“五四是新诗的萌芽，那时的诗从抒情技巧中成长起来，传统着旧诗的作
风，这是好处，同时也有缺点，现在大时代来了，小巧的诗不能代表大时代
的感情”，因此，出现了很多长诗、满腹牢骚的诗。同时他又反对那种类似
口语“他妈的”骂人式的长诗。第一集里还预告，诗歌丛刊的第二集名为《夏
叶集》，两月后出版，后来并未实现。
三个月以后，《夏叶集》虽然落空了，但在同年9 月由重庆戏剧文学出
版社出版了“诗家丛刊第1 集”《诗家》，其中的作品就有《夏叶集》预告
目录中的长诗《从冬到春》（臧克家）。《诗家》没有创刊词及编委名单，
作者基本是《春草集》的成员，又增加了徐迟、邹获帆、屈楚、沙鸥、穆木
天、张铁弦、刘盛亚等人。郭沫若发表了诗作《易水寒》（即史剧《高渐离》
中的插曲歌词）。《诗家》又预告了“诗家丛刊第2 集”的要目，但在第二
年即1943 年9 月方始出版，这一集正是克家同志讲到的《诗人》。（见图
66）在这一集，臧克家发表了《跋涉劳吟》，还有春草诗社王亚平、柳倩等
人的作品，又有艾青、严辰（厂民）、戈茅（徐光霄）、戈宝权等人的作品。
据一部《中国新诗大辞典》载，《诗家丛刊》在1944 年还出版了第三集《不
凋的花》，笔者未见。
1945 年6 月，以春草诗社的名义又印行“春草诗辑第一种”《星群》，
版权页上还贴有“春草”的印花，由重庆文光书店等总经售，实际上这是纪
念王亚平从事诗歌创作十五年和他四十寿辰的特辑。开篇便是冯乃超的《献
给亚平兄》，依次是臧克家的《星群》、臧云远的《在新诗的路程上》，后
者是在纪念会上的发言。此外，克家同志还有《死水》等三首诗发表。力扬、
徐迟、许幸之、袁水拍等也发表了诗作。柳倩写了《从这天起——呈亚平兄》
等诗。他又在《〈星群〉校后小记》里说明：“《星群》，是为纪念亚平兄
创作十五年，我们几个朋友的一个合集。”从没有标明春草诗社的《春草集》
到“春草诗辑第一种”的《星群》，共经历了三年的时间，估计它的“第二
种”未能面世，因为仅仅月余，日本即投降，诗人们也各奔前程，走向新的
生活。这几本诗刊的关系一时还是不太容易理清，特别是“诗家丛刊”两集
与春草诗社是什么关系，可否列入春草诗社的刊物呢？
承克家、郑曼夫妇函告，他们接触的材料也众说纷纭，据柳倩同志说，
春草诗社的组织并不严密，成员也不固定。郑曼同志以为《诗家》和《诗人》
似乎不能作为春草诗社编辑的诗丛，那是诗人禾波等编辑的。禾波是柳倩的
弟弟，他同春草诗社的成员王亚平、屈楚等人当时都在一道，稿子互通有无
亦是常事。我觉得郑曼同志的看法是有根据的，经过我这次的“多事”，总
算弄清楚四十年代诗坛的一件往事，我的几本藏书也有了着落。至于那本未
见的《不凋的花》，但愿在今后访书时能有所见，不过我估计，八成是个奢
想而已。
《燕京文学》
《燕京文学》，半月刊，创刊于1940 年11 月20 日，由燕京大学文学社
编辑出版。（见图67）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已经三年有余了，而燕
京大学以美国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尚有一定范围的所谓自由。但是《燕京
文学》也难以突破大环境的恶劣，这是不言而喻的。
“创刊号”的《发刊词》里，显然有呼声，也有不得已的隐衷，编者说：
“在这长长的，严冷的冬日里，我们带不来‘春天’。我们没有这能力，也
没有这野心。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可是我们的‘歌声’也许会很低，
很轻，轻得别人连听都听不见，更不用说能使别人的心‘异样的快乐’。”
凡是在沦陷区度过“冬天”的人，当然可以理解编者们的内心独白。
编辑的方针，大致是发表诗、散文、小品、戏剧、小说、批评与介绍。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小品，使它离开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就是
因为以前小品太为人所轻视了。”另外，刊物还注重书评，并为此设立专栏。
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便是《谈何其芳的散文》，作者欧阳竟，主要是评论何其
芳的《还乡杂记》（良友图书公司版误印为《还乡日记》）。此外，还有孙
羽的小说《猎人》、吴兴华的诗《柳毅和洞庭龙女》、黄宗江的独幕剧《戏》。
当年这些燕园学子都是燕京文学社的成员，也是这个刊物的积极分子。吴兴
华已故。孙羽即孙道临，他几乎每期都有作品发表，如《无帆船》、《歇息》、
《弓》、《蝙蝠》等诗、散文和小说。黄宗江如今已年过七旬，仍然像当年
一样地在写剧本。他写的《戏》虽是戏，也有他自己生活的影子。那时的黄
宗江，正是个热情的、充满了幻想的人。他的同窗孙道临却没有继续走作家
的道路。现在仍住在燕园的郭蕊女士，有《雨愁》、《写在自己的小手册上》
等诗发表。近年我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不时看到她的新作，散文多于诗，仍
然保持着诗人的感觉，用诗心来写散文。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