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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军事发展正与德国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他们的由弱到强的发展轨迹竟然也如出一辙！大面积的军事纪律培训对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有可能起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组织习惯培
训。组织化与效率化既是军队的需要，其实更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准备。插图《释迦牟尼》93 伊耶那歧和伊耶那美 水墨画 日本
提到普鲁士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士兵列队！是一个又一个“士兵王”，从18世纪初的弗里德里西－威廉一世到19世纪的威廉二世，国王全部是军队的最高代言人。而日本，干脆就是幕府的军人统治，武士道最终成为他们民族的一种突出精神。并且当我翻开日本军国发展史，我找到了更加令我意外的证据。插图《人类》265 威廉的肖像 1890年
日本武士制度实际上在18世纪前后已经开始没落，武士地位大幅度下降。日本武士的最初用途是保“家”，为不同的庄园和农户当差。这时期日本是个标准的农业国家，社会结构非常松散。后来的军国主义发展使日本从保卫家园格式走向了保卫国家、扩张国家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正是日本走向富强之路，或许是偶然的重合，或许相辅相成。
日本大约在18世纪初期开始，由林子平的《海国兵谈》开始日本向西方主要是荷兰等国学习海战等。19世纪中期前后日本更大规模向西方（主要为法国）等学习军事。在19世纪后期全面向德国学习军事，包括训练、编制、内务全方位向德国学习，甚至从德国请来了军事专家亲自指导日本。这个向德国学习军事的过程也正是明治维新向西方借鉴各方面经验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加上国民素质由涣散的农民经由军事化长期大规模培训感染，工业化与现代化在日本顺利展开，从而为日本在20世纪的强大埋下了伏笔。日本之所以最终成为一个强国与这个时期的社会军事化文化特色是不能割裂的。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军事训练特色
那么日本最终接受的他们认为最好的德国军事训练有什么特色呢？
德国训练士兵的最高目标是把士兵变成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工具，对上级的命令进行“死尸式”的服从——你是否联想到展现工业化时代的电影《摩登时代》？这就对了！他们之间的契合不是偶然的。难道不是军事化训练给现代的规模化生产做出了必然的准备？
世界上整齐的军队步法和战争艺术的训练，多是从这时期的德国而来。日本很快取得了德国的军事经验，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军事训练国家，甚至中国人都就近到日本去学军事，但根源还是从德国而来的经验。这个逐渐军事化时期整体来看，也正是德国走向现代化的前夜——17、18世纪。德日这两个文化底色根本不同的欧亚两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飞速走向现代化社会，并且屡遭战败而不馁，这个军国主义共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的用意不在宣扬军事化，而在于说明纪律训练对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必要，与基督教一样有可能从不同的方向歪打正着推动并加快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
叶建宁认为，“纪律在现代社会更多是工业主义的产物，他们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或条件或者基础”。对此，我认为英法国家可能是如此的，但是德国与日本这样的类型很可能相反，他们由极端的“纪律”训练而更快地进入并强化了工业化时代。
克制、忍耐、尽职和勇于进取，尤其是服从，都是军人的必须品质，同时我认为他们也是进入工业时代人们必备的品质。现代化本身并不需要军人，并不需要战争，但是却非常需要规范化、纪律化、组织化、标准化的人群准备。这是德国国王给士兵的命令：服从、尽职、守时、节俭、准确。所有这些品质几乎就是一个现代企业家给他的员工进行的初步培训！而“纪律”这一现代企业必备的品质，在德国军国主义时代被看作是德国的荣誉和他们生存的基础。有人可能反驳说，中国人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民众已经接近成为奴隶，“服从”得还不够吗？我说那和“纪律”培训完全无关，奴性是一种人格上的畸形表现，“纪律”并不一定伤及人格，纪律是一种明确了边界的“游戏规则”，是克制的一种极端表现。
中国和印度都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环节训练。我在一些场合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社制度”，可能是对中国自然状态下生活散漫的农民曾经做过的惟一一次现代化大规模初级准备。不管是军国主义的，还是合作社制度，当然都不是对于现代化的主观设计准备，而是歪打正着的后果。我们当然不必在今天去进行军队训练，但从这些分析中却可以注意到，我们缺乏了什么，我们在社会准备上应该侧重些什么，警惕些什么。中国一个比较有名的乡镇南街村据说就实行了军事化工业管理，并且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想，这个经验并不适合全面推广，但是它在现今阶段的中国的农村却应该成为一个企业的法宝，因为纪律化和组织化问题必须得到加强和解决。另外一个必须注意的是，军事化必然导致管理上的专制，在一定的阶段，管理手段的专制必定会扼杀生产力。在今天幅员广大的农村，为什么通常多挑选复员军人担任当地的基层干部，那是因为人们本能地注意到这些复员军人受到过初步的组织纪律训练，这成为一个组织领导者的宝贵资源。
除却德、日的军事化训练，就宗教影响而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一定的纪律性，但是佛教和印度教却没有，它更适合培养一盘散沙的人群。
印度教一般认为是某一雅利安宗教的产物，从北方传至南方后有所改变。他们“不承认有一个惟一的导师，其他宗教所具有的一切统一的原则在印度教中似乎都没有。但它的统一性与生命力似乎与婆罗门种姓相结合。婆罗门自称是？《纫磺兴枷牒妥诮淌挛锏闹傅肌薄？
“印度人宗教与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是种姓制度，这是自古以来最严格最严密的社会等级区分制度。种姓比一个民族分成若干社会或经济等级的典型结构要复杂得多”。“种姓是民主的对立面”。饮食婚姻在种姓内有严格的规定。“这是一个庞大的等级制度，它把婆罗门尊为社会金字塔的顶峰”。
种姓制度是长期发展而来的，迄今已有3000多年，和最初雅利安征服者的优越感有关，他们曾经决心不与南方的黑皮肤人通婚，以免受到污染。印度社会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征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掌握印度祭司的婆罗门家族在印度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但武士种姓对这个祭司行业的垄断种姓表示怀疑。佛教就产生于武士贵族阶级。不过奇怪的是婆罗门种姓并不因为掌管了祭司权而觊觎王权，大概他们势力之大、地位之高已经不需要用王位来证明自己了。“所以印度君主们从未获得像中国皇帝、日本天皇或土耳其苏丹那样有民族代表性的地位”。某些最伟大的印度君王都是佛教徒。
按说这个权利的天然分离，婆罗门贵族与王权井水不犯河水，使印度极容易走上民主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但是印度截然不同的文化储备没有使其与欧洲一样同时进入现代化社会。就我们所知的事实，印度的一切文化都指向农业社会的发展，并且会妨碍印度成功进入现代化社会。
印度王朝更替也很频繁。只有婆罗门一直以贵族的身份维持了他们2500年的优越感，是个恒定的阶级，他们坦率地承认他们由于出身就高人一等。我认为印度教的不追求世俗权力的“出世”是婆罗门种姓甘于只做祭司的原因之一，另外他们立足于社会顶峰也满足了他们的世俗荣耀感，所以与王室的矛盾和争斗就相对少了一些。事实上王室也从来没有试图要把婆罗门控制起来，好像他们两者各不相干，各守自己的社会范围。种姓制度是印度和中国历史社会的最大区别。
婆罗门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们容许人们自我选择感兴趣的各种信仰和教义，还导致了印度教的多样性。印度教有四个主要教派：1。尸摩多派；2。毗湿奴派；3。湿婆派；4。性力崇拜。
“古印度文化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想像和理智方面，这在歌曲、诗歌、史诗和哲学、宗教的推理上均有表现”。最突出的是数学方面。中古时期，吸收伊斯兰教的文化因素，致使东南亚的文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和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印度也是有贵族传统的，但是他们的贵族似乎与欧洲风雅的贵族有所不同。这时候我想到的是希腊和罗马给欧洲带去的优雅艺术熏陶。历史文化的形成真的是盘根交错地复杂。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武士道
有人说“欧洲文化是从血统和文化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久经世故的杂种文化。日本文化与之相反，是纯而又纯的文化；是纯血统的民族，在没有同其他民族发生摩擦或抗衡的情况下，一直从容地维护了单一的纯文化”。还有一种针锋相对的理论，称日本文化是杂种性、多样性。本书《文明史》作者认为，“日本社会一方面相当繁杂，另一方面却又在总体上保持着社会的完整统一”。
书中说，有日本学者认为：“像日本这样只单方面从别国接受文明而几乎不给予对方本质性的东西的国家，恐怕也属罕见。日本这个国家恰似位于人类文明的山谷底部，所有的文明都流入此处，却未听说过有什么自己的文明流向外面……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被一般赞扬为有来历的、积极的凸型文明，这类文明所培育出来的古典受到尊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