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徊砍な淖詈笠痪涫恰拔乙呔倨�/我的一百卷／党的诗章。”
将自己已写成和准备写山的全部作品称为“党的诗章”，这是不是“献礼”？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不是颂歌？林贤治根据什么说是“贺敬之把‘马体’改造成为颂歌”？
显然，林贤治是个斗士，认定“歌颂”非义勇者所为。
看过一些好莱坞电影的人都知道，歌颂自己的国家、人民、总统、军队和特工是美国文艺的传统，没听说中国的斗士们认为这有什么不对。马雅可夫斯基所歌颂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无边的天空”下饥寒交迫，而在20世纪中叶，中华大地上五星红旗升起，多年的战乱结束，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历朝政府无法解决的匪患、毒品和卖淫等社会污浊在短期内就彻底清除，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热情为人民服务，勤恳而廉洁，与普遍腐败的国民党官吏形成强烈对比。对这样新生的祖国，这样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这样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不该歌颂？现在的中国与解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在一些方面比那时倒退了，但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正在我们的手中变为现实，对这样的伟业，为什么不该歌颂？
无论中外，很多颂歌也就是战歌，这是文艺常识。不久前在雅典奥运会夺冠的中国女排最爱唱的“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是人们熟知的例子。贺敬之的每一首颂歌都是战歌，都有不少激励斗志的好句子，因而才会被林贤治讥讽为“意在宣传，所以普遍使用煽情手段”。激励热爱祖国、奋发有为之情布什么不好？有那么一类人，怎么也无法理解雷锋这种人的思想感情，认定凡是写革命、写雷锋的就是行骗，是迷幻药，所以使用“煽情”一词。可是除了林贤治等，感情正常的人都对这样的诗句心怀敬意：
……北来的大雁啊，
你们不必
对空哀鸣，
说那边
寒霜突降，
草木凋零……
且看这里：
遍地青松，
个个雷锋！——
……快摆开
你们新的雁阵啊，
把这大写的
“人”字——
写向那
万里长空！……
（《雷锋之歌》）
在联合同教科文组织注册的世界文化艺术学院不是那么轻易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
林贤治讥笑像贺敬之那样“对于党和祖国来说，作为个人没有任何的保留”。事实上，贺敬之对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决定，他认为是不对的，就态度明确地保留个人意见，一贯如此，尽管因此而一再挨整，哪里是什么“典型的中国式的稳健的攀爬者”！足见林贤治下结论依据的是想当然。
对于祖国、革命和党的总体，贺敬之确实如林贤治所鄙薄的没有保留：“假如我有／一百个大脑啊，／我就献给你／一百个……，”林贤治要保留什么？怎样保留？他举出了据说是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几句秘藏诗：
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
如果我不被了解——
那会怎样？！
那我只得
像斜雨一样，
从祖国的一旁
走过。
林贤治的弦外之音很清楚了。但这几句诗很可疑：从未发表过，缺乏经过检验的手稿的确证，而且不像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语言风格。马雅可夫斯基是历尽艰难困苦而钢铁般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多次出国旅行、朗诵，到处强调自己最爱的祖国是苏联，是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之国，所以他才会写出响遍世界的《列宁》、《好》、《苏联护照》等等名诗。这几句秘诗与人们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相距太远了。林贤治写道，“无论事实如何”，可见他也不明真相。诗句虽只有几行，却事关重大，请您林先生掌握了确证再来广为宣扬，并据此治学。没有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写出再多论鲁迅、论什么的大部头专著，人们也很难把您归人可信可敬的学者之列。
千秋回望，中华诗歌曾经何等雄姿英发，美不胜收！可是南宋以后，就总体郁结困顿，气衰力弱了。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是同步的。唐朝公元618年开国，短短几年后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唐气象，但直到约半个世纪以后的高宗、武后时期，才有了诗坛的“初唐四杰”，还长期遭到“轻薄为文哂未休”，而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开始高歌，已经在建国百年之后。可喜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刚刚起步时，就有贺敬之与郭小川和一批诗军豪杰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共同放声歌唱，形成了大复兴交响诗振奋人心的第一乐章。
在历史与诗歌的一度曲折低迷之后，交响诗的第二乐章正鼓翼而来。
在个性化与多样化格局的后面
■ 朱先树
中国新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全新的变化和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艺术欣赏趣味的变化，诗歌已变得倍受争议而逐渐走向边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避开社会历史变化所带来的诸多原因，就诗歌创作本身做一些实际的检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艺方针的调整，给文艺创作以更大的自由空间，诗人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虽然存在着各种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但诗人关注时代关注社会现实生活，表达真实的生存感悟，仍然是诗歌创作的主潮，从而形成了新时期老中青几代诗人共同推进的，以主潮诗歌为突现点的丰富多样的新诗发展繁荣的局面。
但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诗歌创作在摒弃了过去“假大空”影响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思想和个性解放在现代派的“反传统”思潮刺激下，一批年轻的诗人，以捣毁一切社会的和艺术的传统原则为时尚。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以集中的形式，宣扬一种极端的疯狂：如在“极端主义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对于极端主义看来说，一吨垃圾比一吨金子更有用。因为垃圾更直接了当地接近世界和事物的真相，更有利于发现、宣泄、蹂躏。”并认为“诗歌就是极端”。既然是极端，那么越是远离社会群体，与传统的精神背道而驰就会越是受到青睐，于是在诗歌的创作上，就把创作的艺术个性化，变成为一种“私人”情绪的发泄和乖张自我的张扬。于是一时间，反传统、反理性、反文化的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标志。本来，诗歌原可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以艺术美的探索与追求代替政治的呐喊，以个人的歌唱代替抽象的集体意志的表达，使诗人能以个性化方式对时代、社会、人生进行诗意的感悟和表达成为可能。但是矫枉过正，超越了一定的度，走向了另一极端。诗歌从政治的呐喊解脱出来，却又成了纯个人的游戏，从别人的工具成为了自己的玩物。诗歌在脱离了神性的桎梏之后，成为一种个人发泄而没有了精神的向往和支撑，诗歌在走向平凡的同时也走向平庸。诗歌在诗人那里只关心自己，不关心社会和大众，那么社会和大众不再关心诗歌，这也许就是诗歌注定的一种自然命运。
诗歌创作，应该是丰富与多样的统一。对一个时代而言是如此，对每一个诗人的创作虽然有所侧重，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应当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时代都才会有灿若繁星的诗人和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但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诗人，如果要在诗歌的历史上留下辉煌，如果对社会人生感悟缺失，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早已被古往今来诗歌历史的发展所证明。就以纯艺术的创造来说，诗歌史上许多有才华的诗人不能说不尽力，如五代时期的“花间”派，但终因他们的作品缺少了诗的精神内涵，而不能在诗史上留下重要位置。因此诗歌艺术的创造可以是千变万化的，但唯一不变的是诗歌必须具有精神向往，诗歌对社会人生不能是毫无关系或可有可无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
二
和其他艺术类别比较起来，诗歌更是一种心灵的产物。诗人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人生现实的感悟方式的不同。诗人个人的观察理解和自我心灵的映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
艺术个性和“私人化”是不同的，“私人化”更重在不为大众所知的隐秘的，或偏重于生理特征的东西。有的诗人把“个性化”、“心灵化”认为是把社会的道德的公众原则抽去，以为这才即是所谓“人性”，这种赤裸的人性，其实就是人的日常琐屑的生活。萎靡的没有精神内容的低俗，对年轻人来说，甚至就只是一种青春的狂躁和“性”的表达。诗歌对人的关怀就是一种生理需求的不压抑和放纵。这种所谓人性生理需求的暴露欲和放纵欲，从私人化，最后发展到所谓“下半身”写作，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一类创作在诗歌创作中产生的时候，虽然有社会和艺术本身发展的原因，但终究在整个诗坛还并不占据重要位置，但我们不能小视的是，它的确代表了一种创作势力和潮流，而且还得到社会和评论界的某些支持。就在这种思潮产生之初，就有理论家为其助阵，抨击传统文化“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明确提出要“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并指出：“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这种理论观点，无疑不光在诗歌而在整个文学界，特别是在浮躁的青年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知道，人性和人道主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中世纪神权主义的有力武器，提出关注人和尊重人本身，其实是一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解放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作用。而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