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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姑娘的／心中／都是一片／桂林山水”
（《十年颂歌》）
“啊！我看着你，／我想着你……／我心灵的门窗／向四方洞开……／……我想着你，／我看着你……／我胸中的层楼啊／有八面来风！”
（《雷锋之歌》）
二十年来，孜孜于文学“向内转”者甚伙，然而至今不见有什么写“内景”的佳句流传开来。有一位毛翰先生，“向内”独行到了停尸房门口——他竟然想得出用诗去吟咏自杀者的心态。他写开手枪自杀是“让灵魂出来／放放风”，吞金自杀是“一次性消费／果然受用多了”，真是津津有味。这就是此辈“向内”挖掘的深度。无独有偶，居然还有评论家把这样的“诗”评为“表现了诗人对自杀者的同情与理解”，“唤起社会人道意识从麻木中觉醒”！
“胸中的千山万壑”句还体现了贺作另一个鲜明的特点：磅礴的气势。
动感能造势。善写动感，是大手笔诗人的显著标志之一，如李白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有句：
“一路上，扬旗起落——
苏州……郑州……兰州……”，颇得杜甫“即从”句之妙，而动感大增。
《放声歌唱》中有论者们交口称绝的这样几句：
“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
单是论析这16字（实际上只是12个常用字）的组合之妙，就可以写上不止一篇长论文，这对新诗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先简要地说。新诗和旧体诗各有所长。表现现代的生活、思想感情，当然主要靠新诗。但是新诗和旧体诗在精练和意境上差距很大，令人深憾。这16字证明，新诗在这两点上也完全可与古诗的名句媲美，而且还能造成古诗中少见的动感和气势。
《雷锋之歌》里感人的名句：“那红领巾的春苗啊／面对你／顿时长高；／那白发的积雪啊／在默想中／顷刻消溶……”，除了令人叹服的语言功力，也有很强的动感。引起动感的不是空间位移，而是只能发生在想象中的神奇的时间（第四维）变化，并且既有顺向变化又有逆向变化，可称为“心理四维多向动感”。
形成贺作气势的因素还有强烈的感情、出奇的想象、广阔的视野、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和各种意象，以及诗行的排列等等。这里略谈感情和想象。
《雷锋之歌》有个奇特的开头：
“假如现在啊／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啊／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
开头段的结浯是：“让我一千次选择：／是你，还是你啊／——中国！／让我一万次寻找：／是你，／只有你啊／——革命！”
这种想象令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们都大为惊异！远在常理之外，又深在情意之中。它给长诗增添了飞瀑落天般的气势。
从近半个世纪前开始，郭小川、贺敬之就被公认为中国豪放派新诗的领军人物。郭小川笔下有更为多样的现实图景和人物心态，贺敬之的气魄更大，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三
贺敬之的作品颂扬革命，使得一些佩服他的天才但如今不大欣赏革命的人视为“美玉瑕斑”；更有一批彻底否定革命——准确地说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革命文艺的风头勇士，对他进行猛烈攻击。（有些人对贺敬之印象不好是由于听信了谣言，也有人向他放箭是出于妒忌、个人野心，这些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只要将1900年的中国与2000年的中国对比一下，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确是伟大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任何不怀偏见的文艺研究者都能得出结论：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确是伟大的，因为她是四分之一人类的生命之歌、解放之歌、奋进之歌。贺敬之就是这个伟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
人们知道，对于革命的文艺作品，无论其艺术性多么高，某些人都会顽固排斥，坚决否定。作为伟大文学的代表而受到攻击，这是贺敬之的光荣。
前几年，广西一家出版社出了一位文学博士研究政治抒情诗的专著。博士向读者们讲授说，政治抒情诗是世界诗歌史上的一个“怪胎”，始于前苏联，后大兴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代表人物是郭小川、贺敬之，现已寿终正寝，云云。
何谓政治？孙中山说得明白透彻：“众人之事。”抒情诗不是单写个人情事，而主要是写众人之事、国家民族之事的，就是政治抒情诗。中国诗坛，从先秦略举过来，《诗经》里的战歌《无衣》、史诗颂歌《生民》，《楚辞》里的《离骚》、《哀郢》，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李白的《战城南》、《古风》（“一百四十年，国势何赫然”等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哪一首不是政治抒情诗？杜甫、陆游、辛弃疾的这类诗作就更多了。就连婉约词派的首席代表人李清照，她的《乌江》虽短，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抒情诗。外国的此类名诗也比比皆是：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普希金的《纪念碑》，惠特曼的《向世界致敬》，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还需要列举下去吗？
只要有人类，政治抒情诗就会年年月月都有新作产生，包括大量的民众口头创作。
博士很不高兴，说，你这是混淆概念，我所论的政治抒情诗是专指马雅可夫斯基、郭小川、贺敬之式的政治味很浓、行数很多的诗。那么事实是，至少在中国，从有了这个诗体名称至今，这类长歌的创作和出版从未停止过，去较大的图书馆看看便知，只不过前一阵子评论界和媒体更热衷于炒作现代派罢了。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各地报刊就发表了一批纪念这位伟人的篇幅较大的诗文。据我所知，广州老诗人李士非的《登东京塔》和《樱花祭》（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的诗集《东京纪事》），是近年来最出色的两首政治抒情长诗，具有罕见的冲击力。关心中日关系和中国诗歌发展者不可不读。
即使按照博士先生对概念的严格限定，结论仍然是：政治抒情诗的生产将千秋万代继续下去，而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必将永远流传下去。
1999年，上文提到的毛翰在《星星》诗刊上离奇地否定《桂林山水歌》。说“离奇”，是因为毛翰举不出此作的任何错处，只是由于作品的写作时间而否定它。毛翰的大名确实够分量被载人文网史了。毛文称，1959—1961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贺敬之却有“如此的好兴致”去写山水，还写了“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所以《桂林山水歌》证明了贺敬之不是“真正的诗人”。毛文还诬陷柯岩“抄袭”。
按照毛翰的审查标准，对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写了山水、写了笑容的作品必须来个大彻查，凡是写作时所属国家有难的，作家作品都要封杀。幸亏毛翰的气魄还不够大，没有提出要查查一件作品创作时，人类是否有难！
毛翰的行径引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师生、诗人、评论家纷纷驳斥。《星星》向柯岩公开道歉。毛翰则于2003年再次发难，指责《十年颂歌》“歌唱大跃进浮夸风，歌唱荒唐的全民土高炉炼铁以及人民公社乌托邦，同时，不忘昧着良心咒骂‘右倾分子”’。他断言，郭小川、贺敬之、柯岩等人的“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他们的诗作的可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历史上的文艺作品，发现有时代局限性就否定，并进而否定作者的人格，身为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毛翰就是这样子教学生的？
事后看，《十年颂歌》确有明显失误，那是由于当时党的领袖指挥错误，致使全党、全国人民走了大弯路，而党的领袖们此前确实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因而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绝对信赖。认识到失误是要有过程的。当事后诸葛亮是轻巧的。毛翰先生敢担保自己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永远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吗？也许毛翰少不更事，没有经历过1958、1959年，但不可能没听说过，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拥护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实践之，赞美之，而对于党中央正式作出决议批判处理的“机会主义分子”，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群众都愤怒声讨。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得知真相。难道当时说过、写过“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和“反右倾”的人，就是“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吗？就是“昧着良心”吗？
至于“诗作的可传性”，多年来，我在所到的每一个城市和县份、学校和部队，都遇到贺敬之作品的喜爱者，而且不断有年轻人参加进来；可是恕我直言，知道点毛翰的诗作而有兴趣的人，我还没见过一位，——不对，倒也有过一次，是今年夏天，我听贺敬之说了一句：“毛翰有的诗写得还蛮好。”
2004年11月1日，即贺敬之八十寿辰前夕，林贤治先生在影响面很广的《南方都市报》和新浪网上发文，对老诗人进行嘲讽贬损，这就是他们一再标榜的“人性关怀”。
林文称，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战斗性是它的灵魂”，而“贺敬之把‘马体’改造成为颂歌”，“直接用于献礼”，“贺敬之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稳健的攀爬者。”
《革命颂》，这是马雅可夫斯基一首诗的标题；“在世界上／出现了／巨大的头脑——／列宁。／于是，/地球便稳坐在轴心。／问题也就不再伤人脑筋。”“如果／我不歌颂／这嵌满五角星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无边的天空，／我就不配作个诗人。”这是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诗的重点句子。此类火辣辣的赞颂语在他的作品集中频繁出现。他一生最后一部长诗的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