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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报税越来越频繁地成为我与父母电话和通信的话题之一。我爸苦口婆心，为了劝我早日行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简直磨破了嘴皮。而我妈比较实在，除了在电话上向我详细解释各种报税的注意事项之外，还把我所需的表格全部取回来，用各色水笔在上面标上各种记号与说明，寄到纽黑文来供我参考。
我则很有信心：不是有那么多美国人到了4月15号晚上的最后一分钟才跑去邮局把税表寄出吗？我何不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呢？直到4月10日，离最后限期还有五天之时，我才打开联邦的1040表说明书随便翻翻。乖乖！不看则已，一看我不禁傻眼，这才明白为什么连爱因斯坦都认为所得税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事。五花八门的条款与索引，最枯燥的语言，许多名词我闻所未闻，提到各种各样我听都没听说过的表格。看了几分钟，我已经昏昏欲睡。
难怪美国人如此怕报税：“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美国的税法才更是进去出不来——仅一本联邦税法，就有1；378页，分成1；563条款；1999年的税务规则，又有6；500页之多！越想越觉得奇怪——那么多的美国人怎么搞得懂这么一大摊比黑格尔、康德的哲学论文还要艰涩无聊的规则？难道他们都请会计师代劳？还是他们干脆不管对错草草把表填了寄出了事？两种情况都十分让人难以置信。
我终于忍不住问我的同事克丽丝汀，一个长得小巧玲珑的耶鲁美国文化系毕业生。她很聪颖，可是据我的观察，没有一丁点儿数学头脑，是那种遇到两位数相加的题目都得掏出计算器的人。我请问她每年都是怎么报税的？
克丽斯汀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我每年都用报税的电脑软件。很好用，而且简单极了，能省很多时间。而且，可以在网上报税。”
她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喜出望外：“你想试试吗？我可以借给你。”
真是懒人有懒福啊！
我最后报税的结果如何吗？让我告诉你：
第一，克丽斯汀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第二，她给我的电脑软件是我最喜爱的软件。
第三，4月15号，你不会在邮局里找到我的身影。
第二辑 校内校外纽约大学：新挂上长春藤的大雪球
美国前一段时间流行一本讲企业发展的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GoodtoGreat），我不敢说纽约大学的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Sexton）一定读过这本书，但我敢断言：他整天苦思冥想的正是这个问题。怎样使一所教育学术质量都不错，但名气还不响亮的大学，变成一所大名鼎鼎的全球顶尖名校？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或许是每一个大学校长的梦，不仅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许多美国大学如此，在北京大学百年诞辰、清华大学九十诞辰的庆祝会上，我们都能感受到这样的壮志豪情。
且说纽约大学塞克斯顿校长，对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胸有成竹。
纽约大学将是继斯坦福、芝加哥大学之后，又一所与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长春藤盟校齐名的大学吗？从这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周刊》上的文章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周刊详细地报道了纽约大学的新校长塞克斯顿上任以来的种种业绩，如何在将纽约大学变成与哈佛、耶鲁齐名的名校——不，塞克斯顿校长的目标比这还要宏伟：他想使纽约大学成为比长春藤盟校更有吸引力、更炙手可热的大学！长春藤盟校的老招牌尽管脍炙人口，但感觉上毕竟陈旧了些。一想到哈佛、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人们脑海里不免出现世纪初那些黑白照片中古板严肃的白人男子合影。而塞克斯顿校长的理想，是让纽约大学成为新世纪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朝气蓬勃的后起之秀。
塞克斯顿校长雄心勃勃的理想，听来似乎遥不可及，可是，至少是在经济系，他的目标似乎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实现。纽约大学文艺科学院的院长刚刚宣布，经济系明年将会新聘八名教授，而且将在今后的几年内再雇十几名新教授。
一个系一年中招聘八名新教授！这在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大手笔，有的系大概十年中也就聘这么多人了。何况是在经济尚未复苏、各大学财政吃紧、纷纷叫苦的时候，纽约大学的这一举动就更为引人注目。这些新聘的教授当然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都是从其它名校，如哈佛和牛津大学聘来。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名声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汤玛斯·萨镇特（ThomasSargent），他被同行们认定是最有可能的下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镇特本来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纽约大学这次是与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竞争，硬是把萨镇特挖到自己旗下。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大学经济系，现在已经跻身美国前十名最好的经济系之列了。
对于纽约大学经济系的崛起，塞克斯顿校长本人功不可没。校长本人亲自出马，游说网罗萨镇特，发起各种各样的攻势：在经济系团结人心，亲自请贵客吃午饭，一口答应种种好处——从提供一流的办公室、子女上私立学校的高额学费，到系里办公楼、教学楼的维修更新，甚至到教授的“另一半”的就业……总之，费九牛二虎之力，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博得君子一诺：“我愿意受聘来你们学校！”
为什么大学对某一位教授会如此重视呢？不惜一掷千金的猛烈攻势到底值得吗？这与学术界本身的运作规律有关。一个系的学术声誉好坏，完全在于这个系是由哪些教授组成的，而学术声誉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大越好滚。如果某个系学术泰斗云集，新秀也就更愿意受聘于这个系，成为这个学术界精英团队的一员。一流教授济济一堂的系更容易雇到下一个一流教授。在塞克斯顿校长等人看来，雇一个数一数二的“明星”比雇十个“还不错”的教授要重要得多，不仅仅是着眼这一个“明星”教授本身，更着眼于“雪球”的“连锁效应”，该系该校的学术声誉以及未来雇教授的难易程度都与之密切相连。
这就是美国名牌大学所谓的“明星制”，耶鲁、哈佛，采取的都是这个制度。教授职位如果出现空缺，系主任和院长们都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搜罗学术“明星”教授，想方设法地把他们从其他大学“挖”过来，待遇呢，自然一切好说。系主任、院长、校长们在这方面做决定的权限余地相当大。像哥伦比亚大学，就给了他们的经济系“明星”杰弗瑞·萨克斯整整一栋价值八百万美元的房子。在耶鲁，我所知道的一些明星教授们，除了拿到优厚的薪水之外，还可以得到子女私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有的甚至得到学校许诺，给他们专盖整整一栋教学楼或是研究中心，供他们全权支配，大显身手。
塞克斯顿校长当然深谙“明星制”的运作章程与重要性。在当上纽约大学校长之前，他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在他上任的14年中（这在个人生命中固然不短，在学术发展中却也只算一瞬），他成功地把纽约大学法学院从一个名次在20名开外的二流法学院，变成了与耶鲁、哈佛、斯坦佛齐名的一流法学院。在每年美国法学院排行榜上，纽约大学法学院都稳坐第四、五名，比芝加哥大学、伯克莱大学的法学院的名次更靠前，《纽约时报周刊》的文章称此为“美国近代法律教育界中最为令人震惊的飞跃”。飞跃的直接原因，是塞克斯顿锲而不舍、紧锣密鼓的教授征聘。从1992年到2002年这十年间，他从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挖”来了30多名已经得到终身制待遇的教授，使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师资阵容焕然一新，排名自然连年向上猛窜。
进一步再问：是什么能让塞克斯顿一下在这么短时间内雇到这么多一流教授呢？这还用说：金钱。要想给“明星”教授一流的待遇，学校当然得有能力负担得起才行。学院征聘教授的通告背后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后盾。塞克斯顿十分明白这一点，为了花钱，他先去“挣钱”，创下了向法学院校友募捐的纪录，为纽约大学法学院募到1亿8；500万美元资金。而他在当上纽约大学校长之后的办校业绩，也有该校每年10亿5；0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作为靠山。
从塞克斯顿校长的例子与纽约大学崛起的故事可以看出，美国高等院校的成功与否越来越与“金钱”离不开干系。
斯坦福大学就在几十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上不得台面的次等大学，只是因为它占了地利，拥有一大片空旷校园，因而能将一部分校园租给新兴的高科技公司，促成了硅谷的繁荣，也促成了在硅谷获得成功的斯坦福大学校友对母校的慷慨解囊，形成了良性循环的长链，这么鸡生蛋、蛋生鸡。
耶鲁大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末期也一度因为财政紧张而陷入学术低迷状态。学校财务收支紧张到当时的校长一度考虑是否只好让社会学系关门大吉。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不由得庆幸耶鲁当时没有下这个狠心，否则对学校的学术声望是一个何等严重的打击，说不定就此一蹶不振。耶鲁在九十年代初东山再起，还要归功于现任校长理查·列文（RichardLevin）的化缘有方，他四处要钱使大学不但度过了经济难关，而且现在耶鲁以一百多亿资金，成为美国大学中最富有者之一。
不过，高等院校与金钱之间的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招来了不少非议。一所大学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