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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者之一。
不过，高等院校与金钱之间的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招来了不少非议。一所大学应该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提供科技成果的机构，但同时又越来越是一个商业竞争中的企业，校长越来越与学术沾不上边，而更多地成为“大学公司”的总裁。像长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州大学校长朱迪·罗丹（JudithRodin），话里话外经常自称“宾州大学公司的总裁”。这种似乎是赤裸裸的商业性表白，令许多观点比较保守的人十分不满。
更重要的是，书香与铜臭二者并非永远能和平共处，一个公司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盈利，而“大学公司”是否能够例外？如果不能例外，这个目标难免不与大学原有的教育宗旨背道而驰。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大学怎样权衡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利润与学术方针、教育宗旨中间哪个更重要？这对许多校长来说是一个时时碰到的难题。如果纽约大学真的成为可以与长春藤盟校媲美的顶尖名校，这大概就是下一任校长该头痛的了。
第二辑 校内校外研究生有权罢工吗？
上个星期，我和耶鲁的几个研究生朋友一起吃午饭。这几人中有一位我不太熟悉，是另一位朋友带来的。饭间，这位第一眼看上去亲切腼腆的老兄问所有一起吃饭的人：“诸位知道‘研究生雇员组织’吗？对它的印象如何？想不想加入？”我一听，马上暗暗叫苦：完了，这顿饭吃不好了。果然，几分钟之内，本来很轻松的午餐气氛突然剑拔弩张起来。大家开始唇枪舌剑地争论，气氛越来越僵，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事后我埋怨我的朋友，“带谁来吃午饭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请个‘研究生雇员组织’的积极分子来？”
我的朋友大叫冤枉：“不是我请他来的，是他听说我要和别的研究生一起吃饭，自己硬要来的！”
“研究生雇员组织”（GraduateEmployeesStudentsOrganization，简称GESO）是个在耶鲁争议性很大的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就像餐厅或者学校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样，研究生们也在学校里工作，助教啊，助研啊……因此他们也应该算学校的雇员。研究生们应该拥有雇员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比如成立工会（不是学生会、研究生联谊会！）、集体与校方谈判、罢工以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等。
这个组织指出，研究生在校内的工作对于大学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多重要呢？不亚于餐厅的或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不在教授之下！如果没有研究生们辛勤的研究与教学，整个大学就会陷于瘫痪状态。
但是，尽管研究生们的劳动这么重要，他们拿到的报酬却非常微薄，每个月一千多美元奖学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与他们付出劳动的价值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研究生目前在学校内没有任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比如他们每个月的奖学金多少，教一门课校方补贴多少钱，这些都是完全由校方说了算的，没有任何商量谈判的余地。研究生们就是觉得不公平、不合算也毫无办法。
总之，“研究生雇员组织”认为，研究生正受到校方的“剥削”，而推翻这种剥削制度的唯一方式就是团结起来，与校方抗争，迫使校方让步，就像那些煤矿、码头、工厂的工人与资本家们的英勇斗争一样。的确，“研究生雇员组织”积极分子的表现，确实有革命者的姿态。他们在学校的大报小刊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宣传他们的观点，声泪俱下地控诉大学，慷慨激昂地阐述他们的观点，一副“恶势力不倒台我们就不罢休”的样子，就差没有高唱“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了。
这个组织积极分子最主要的特点是：“进攻性”极强，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来投入，随时随地寻找机会吸引周围的研究生“入党”，其软磨硬缠的策略令许多不太过问政治的研究生们反感。像与我们一起吃午饭的那位骨干，还算好的呢，至少他是在饭桌上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有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研究生雇员组织”的人盯上了他，隔三岔五地跑到他的实验室来做他的工作，即使他说了好几遍“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没有兴趣讨论这种问题”，还是不起任何作用，最后只好把那人赶出实验室。像这类关于“研究生雇员组织”骚扰研究生的抱怨经常能听到。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种策略是有效的，许多人经不起他们纠缠，就点头同意加入，草草签个名，拿一张会员卡了事。也有人真的被他们说服，开始活跃地在组织内活动，并且四处去拉拢新的会员……于是，“研究生雇员组织”的声势渐渐壮大起来。
耶鲁校方当然不同意“雇员组织”的观点。校方一贯坚持说，研究生并不是雇员，而是学生，他们在学校内所做的工作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比如，研究生们在学校里教的课程，是为他们以后任聘教授所必须接受的训练。这不算工作，学校与研究生不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研究生既然是学生，当然要乖乖地接受学校所提供的训练，乖乖地领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是津贴，而不是工资；既然是学生，就没有权利成立工会，与学校统一谈判报酬、对条件讨价还价，更没有权利“罢工”“罢教”。
总而言之，问题的焦点在于：研究生到底算不算雇员？他们所做的工作性质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中国人，学校和老师的权威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所以，在一开始听说“研究生雇员组织”的观点时，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真反了天啦！研究生明明是学生嘛，说他们是雇员简直是太牵强附会了。”
人们还有更多的担心：如果将研究生算“雇员”，他们有权成立工会、统一与校方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如果他们真的罢工怎么办？大学岂不陷于瘫痪了吗？
这种事几年前发生过。那次“研究生雇员组织”为了显示力量，号召成员罢工：在学期末不判作业、不上交成绩。这些助教不干活了，耶鲁的教授们不得不自己为试卷和论文打分，忙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这次罢工，导致许多正在申请研究生的学生成绩不能及时寄到所报考的院校，愤怒的学生和家长纷纷打电话和写信给耶鲁校方和校报，谴责“雇员组织”成员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雇员组织”的罢工，使他们自己的威信扫地，失去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许多本科生听到“雇员组织”的种种论点后，忍不住要问一句，如果真的给了研究生们这么多权利，学校还能正常运转吗？
“研究生雇员组织”则辩护说，那次罢工，应该怪到“雇主”一方（耶鲁当局）强硬而不公正的态度。唯一避免罢工的方式，是双方进行公平的、诚恳的谈判以达成共识，而不是使劲把提出要求者打压下去。这样粗暴的做法只能导致更多的愤怒，罢工是被逼出来的！罢工到底是导致两败俱伤的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问题还是在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渠道不够嘛。
这种观点难道完全是无理搅三分吗？到底“雇员”的定义是什么？难道一个学生不能同时是一个雇员？无疑，研究生们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但是更无疑的是，校方从这种他们提供的服务中得到了好处：只花费了相当于聘一个教授所要花费的几分之一的钱，就得到了未必比一个教授所能做的工作少的成果。如果教授做这类工作算是雇员，一个研究生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不能算是呢？这的确是不太合理吧？
对这些疑问，耶鲁坚决否认，毫不松口。于是双方卡在这个关口僵持不下。
这种争论和矛盾不只存在于耶鲁，美国各高等院校都有这样一类学生组织，在争取自己的“雇员”身份与组织工会的权利。各个大学的学生组织之间都在进行“大串联”，互相鼓励、互相声援，交流吸取心得教训，结成统一战线。2002年，他们获得了一大胜利――全国劳工委员会承认纽约大学的学生工会为合法。但是几个月后，康乃尔大学的研究生们投票否决了成立研究生工会的方案，这又令“雇员组织”的成员们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要诉诸类似“全民公决”那样的程序，将“研究生应否算雇员，是否有权成立工会”这样的议题交自己学校研究生来投票表决，很可能会被研究生们否决——我想，他们一定常常会有鲁迅在小说《药》中阐发的感慨：我们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你们却不领情！
第二辑 校内校外毕业典礼的最后一课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四年耶鲁生活画上了句号。
毕业，意味着离开耶鲁，也离开问题丛生的纽黑文，意味着真正走出象牙塔了。四年来虽说与纽黑文半即半离，它真给了我不少教益，让我提前为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作了不少准备，还用一种出乎意外的方式，给我上了最后一课。
2001年5月，毕业典礼活动的前一天，我们学院的院长写电子邮件给我们全体学生，最后一次提醒我们为毕业典礼的种种活动作好准备。“毕业活动的一半就是到处游行，”院长写道，“别忘了穿上舒服的鞋。”
说得太对了。整个毕业典礼活动的第一天是“毕业班日”（ClassDay）。早晨8点45分，学生们就得在各自住宿学院的校园里集合，然后列队走到大礼堂参加毕业祝祷会。结束以后，又列队穿过街道回到中心校区集合。下午呢，还是在中心校区集合，按照耶鲁传统，戴上花样百出的怪帽子列队走到老校区大操场，在露天参加“毕业班日”大会，听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希拉里的演讲。第二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