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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我和朋友们面对着一盘盘坚硬如岩石的牛肉、淡而无味的鸡块、炒得疲软的青椒、夹生的意大利面条和米饭、还有叫不出名字来，大部分被搅得稀烂、裹在西红柿酱里的可疑食品——有一种茄子就是这样炮制的，餐厅里管这道菜叫“茄子转轮”（Eggplantroulette）。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这个奇怪名字的来历和含义。另外，还有咸得能让我的下巴掉下来的汤、厚实坚硬的披萨饼、深棕色的糊状大豆食品和肉饼，都是无一例外的难吃。
面对着这些饭菜，我和朋友不免讨论究竟为什么学校餐厅水平如此之差，为什么一般餐馆收顾客同样的钱（甚至更少的钱），可以做出比学校餐厅好吃几倍的食品来？我每次回新泽西的家，父母带我去附近某家华人自助餐厅，几十种菜肴真是琳琅满目，各种生猛海鲜应有尽有，色香味俱全，价格也十分便宜，午饭不过六七块美金。
为什么耶鲁的餐厅达不到这种水平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显然不是钱不够，因为学校餐厅每顿饭收费比这些自助餐馆价格还要高。更何况学生们并没有苛求学校餐厅给我们变着花样地端出几十种菜来，有两三种还过得去的菜就已经让我们谢天谢地了；也难以归咎大锅饭特别难做，因为耶鲁的每个学生餐厅每顿饭也不过供应给两三百个学生吃而已，并不比那些餐馆的客人们多。
“我们的厨子太差劲！”
“可其他十几个校内餐厅也都半斤八两嘛。看来跟厨子水平高低没有太大关系，还是管理的问题！”
“餐厅内有蛀虫，克扣了学生的伙食费！”
“总不可能个个餐厅内都有蛀虫。腐败面达到百分之百吧？”
“这些餐厅的烹调策略从一开始就错了。不应该每次试图提供七八种主菜，却每种都做得特别难吃。其实每天晚上有两三个菜就够了，为什么不少做几种主菜，却在每种的味道上多下点工夫呢？”一个朋友说。这种说法在我看来难免有治标不治本之嫌，可是能做到这样也好啊！
另一个朋友则很能上纲上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大学的餐厅缺乏竞争。校规命令学生必须在学校餐厅搭伙，问题就出在大学用这种行政手段，强行框住这么多食客，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餐厅自然缺乏动力把饭做得更好、更合学生口味。‘有竞争才有进步’嘛。如果你让学校餐厅从明天开始与校外的餐馆竞争，瞧吧，不出一个月，保证能让餐厅整个水平飞跃提高。”
——这种说法还真有点道理。美国虽然是强调竞争的商品社会，但是任何事一沾上行政规定、铁饭碗的边，就肯定迟缓停滞，缺乏活力，日复一日地拖下去。
每年餐厅都会进行民意调查，看学生们对他们的服务满不满意。每年学生都给他们很低的评价，而每年餐厅管理人员都保证要“改革”，还成立各种委员会和小组来专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可是每年仍不见有什么起色。我和朋友一度也曾热心地为餐厅人员出谋划策，在调查表上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上我们的建议。可是年复一年，餐厅的食品仍那么让人垂头丧气，我们也终于放弃了我们的“改革”理想，把过剩的精力改投在别处了。
第二辑 校内校外报税“死线”要到了！
今天，2004年4月14日，是美国个人所得税报税“截止日”——4月15日——之前最后一天。“截止日”英语叫作“Deadline”，直译是“死线”——年年的个人所得税报税截止日，对美国人来讲可不就像“死线”一样？据统计，这一天是美国人全年中请病假不上班的人数最多的一天。美国的邮局算政府官办机构，从来都是你上班他上班，你下班他下班，但是全年有一天是一直开到半夜，就是“死线”4月15日这一天！
“怎么样，你报税了吗？”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母都会问，声音一次比一次焦急。
“还没有，抽出时间了就填表……”我每次都含糊不清地搪塞，电话一放，马上把报税的事情丢到脑后。拖延的借口总是有的：我一个星期工作45个小时，两三个星期得出一次差，再加上业余兴趣广泛，要听音乐、画油画、与朋友相聚、去野外郊游，哪有精力去仔细阅读一大堆枯燥无味的税务文件？就连爱因斯坦，面对着各种报税繁文缛节，都忍不住发出哀鸣：“所得税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事之一。”连他这样的天才都这么感觉，更何况我凡夫俗子？更理直气壮地懒惰了。
美国有句俚语：“就像死亡与交税一样确定无疑”（as certain as death and taxes）。不管人生怎样变化无穷，这两样东西是没法取消的。
我父亲说过，有一次他听美籍华人陈香梅说：“美国的国家为什么管理得井井有条？最重要的一条，他们把怎么收税安排得非常严密，这就是基础。这一条经验非常值得向中国介绍。”父亲说他当时心里头有点犯疑惑：美国治国的要务不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不是自由经济、科技领先，而是——收税？后来联想到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反反复复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才觉得陈香梅女士这话还真有道理。试想，人民既然为了自己的利益，成立了一个政府来管理公众事务，总得掏腰包来支持这个政府的运转，支持公众事务项目吧？如果不建立起一整套严密、公平、有效率、有监管的收税制度，不仅国家没了收入，而且人心不服，什么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人民安宁，岂不全成了沙上大厦、空中楼阁？
税收不仅是美国立国之基，还是美国开国之始呢。美国这个国家的发端，都可以说是肇始于税收问题。我在中学美国历史课堂上，就了解了先民是为了抗税才兴兵要求独立的：
1765年，英国在北美殖民地颁布印花税法，严令所有报刊、执照、小册子、商业文件、法律文件甚至毕业文凭，总之一切印刷品上，都必须缴钱贴上“印花税”，这种盘剥举措，激起北美人民强烈反对。这年10月在纽约举行了“反印花税大会”，各地也风起云涌抗议示威，英国不得已废除了这一税法。随后，1767－1968年，英国又颁布三次唐森德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颜料和茶叶课税，引起又一阵风潮，最后英国又不得不废止该法。1773年，英国又颁行茶税法，帮助东印度公司将茶叶直接运到波士顿等地向北美殖民地倾销，这下闹大了，波士顿等地人民反抗，英国要镇压，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了北美的这十来块英国殖民地上的臣民联合形成自己的政权，揭竿而起，1776年正式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当年先贤从不满和反抗英国国王不合理不公平的征税苛政，才宣布独立；美国建国都跟税收有这样的渊源，举国上下能不关注税收的合理和公平吗？
话虽这么说，可是我到今年为止，还真没怎么跟报税打过交道。在耶鲁时是穷学生，勤工俭学的收入微薄得可怜，一个月不过两百美元上下，暑假最多也不过几千美元。父母还一直把我作为“资助人”放在他们的报税表上，我自然也就乐得不去理会这件事。
大学里我倒是也有几个出身豪门的同学，小小年纪就拥有许多股票，每年都得仔细向联邦政府报告这些股票为他们带来的收入。不过他们既然是巨富，自己自然不用为这种技术活操心，家里一般都给他们请会计师。当年对我们这些同龄人来说，报税是完全陌生遥远的概念。
毕业之后，我申请到一个德国基金会的项目，去东德教书一年，一个月拿1，500马克的生活费——不到800欧元。在德国，因为这是奖学金，属于被政府优惠照顾对象，免除交税。而在美国这边，因为这笔奖学金由外国机构提供，金额又在课税标准线以下，也放我一马。我于是又高枕无忧地过了一年。
欧元与美元的比价在当时差不多是一比一。一个月700多美元津贴，听起来不多，可德国物价便宜，钱比美国经花得多。所在大学给我提供物美价廉的住房，一室一厅，一个月不过170欧元，而超级市场里的食品比美国一般要便宜40％左右，每个月的伙食费决不会超出150欧元——这还是属于那种一星期下两次馆子、泡三次酒吧、喝五次咖啡的“小资”行列。如果没有为某项远大理想而“未雨绸缪”的话，单纯过日子，竟然还算十分“宽裕”，可以回美国探亲，项目结束之后还能周游东欧列国三个星期。
回到美国之后，我找到了有生以来第一份全时工作，正式加入了“上班族”的行列。薪水不多，可是也不算少了，尤其是在物价便宜的纽黑文，花钱的地方不多，可以用相对少的开销来维持相当高的生活质量。一个月下来，总是感觉手头很宽裕，我觉得简直满意极了。
美中不足就是：必须加入报税的行列了！从一月份开始，顶着各种字母数字的税表就如雪片一样飞入我的信箱，除了我的正职之外，还有我在业余时间所打的各种零工，包括我写稿的稿费，每一份收入都有一份表格来记录，上面的蝇头小字看得我眼花缭乱，头痛欲裂，赶快把它们统统塞入一个大信封里丢到床底下，眼不见为静。
在耶鲁时，我所有的论文都是在最后期限的头一天晚上熬通宵赶写出来的。现在我又摆出那时的姿态，不到最后一分钟决不去操心报税这件事。到了三月中旬，我的父母见我仍然游手好闲，毫无报税的动静，不禁急红了眼。国税局不像我的耶鲁教授容易通融，不会看我无法按时完成就把限期延迟几天。税务局铁面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