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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魏斯焦虑不安，心烦意乱。面对这个没完没了的堕落分子的行列，他感到绝望，他怀疑自己能否克眼一切困难。摆脱那个使人灰心丧气的念头：想不到在他的同胞中间，过去竟有这样一班人在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工作着！
魏斯和他同辈的许多青年一样，一向认为只存在着阶级敌人，他们都有一套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斗争中经过了多次的识别，就象胎记那么明显。是的，这里有些人正是具备了上述明显的特征。这种人很好办，由于一目了然，就不必苦苦地去研究他们叛变的原因。但也有另一种人，他们却不能简单地划进一个框子里去。
就是说，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里体现出由一些精神因素构成的某种隐秘东西。钢铁般的信念同自私自利是互不相容的。人一旦屈从环境便要丧失意志，终于无法抵林逆境而走上叛变的道路。
还有所谓情急智生，狗急跳墙。人在困境中忽然想到一条可耻而又可怜的出路，也就顾不得他找到的这条路会把自己引向深渊。
一个人初次向敌人让步之后，往往会感到郁闷、绝望，失去反抗能力，而一旦踏进了泥坑，他便会愈陷愈深。
如果能弄清楚，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哪些纯洁的源泉汲取斗争力量，那么却不能完全了解，那些湖害人心的毒剂是怎样地对一些人无可奈何，而对另一些人产生致命的后果。
这些人既已决心背叛祖国，就是自绝于祖国。他们亲笔签名证实了这个决心，如同在自己的最终判决书上画押一样。
看来一切都很清楚，现在魏斯的事情只是采用合适的方式方法去执行那份已由叛徒们画押具结的判决，而且早一天执行，就能使苏联人民少受敌人利用叛徒造成的危害。
但他有没有权利对他经手的所有人都宣布同一判决呢？不行，必须进行一次“预审”，通过对这些人心灵的考查来作出预审结论，因为在目前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更为可靠的材料。他应当这么做，他深信：不管这些人的灵魂如何颓丧、战栗，只要还残存着祖国的一小片血肉，就可以指望它战胜人体上一切业已发黑的坏死部分。
魏斯也应当在这里，在疯狂的敌人中间为自己找到同盟者。他知道这项工作要求他付出全部精力，不亚于去建立丰功伟绩。
他留心观察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坚持不懈地在他们身上寻找支撑点，这种支撑点往往是虚假的，靠不住的。一旦有所发现，就要象扩大桥头进攻基地那样扩大它，把人争取过来。倘若这个人决心去建立功勋，他就有权成为魏斯的战友。
至于那些不可救药和不能立功赎罪的人，事情就简单得多——不过是技术问题而已。魏斯仔细考虑过他要采用的各一种技术手段。他精通专业技术，熟悉特工行动艺术及适合当前情况的谍报工作组织方法。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作战：家里收到他的建议后，同行专家就会不辞劳苦地精心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魏斯总在考虑他应当有怎样的表现。要让“瓦利司令部”的同僚器重他勤于职守，又不会招致他们的忌妒，要使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相当能干，他的才干主要体现在兢兢业业地办事上。这样一方面可赢得同事们的好感，另一方面他又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执行主要任务。没有这种护身甲他就无法登上战场。不用说，这需要魏斯付出多大的智慧和精力啊！
第三十四章
军事情报局军官在公务时间和非公务时间的言谈举止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与一般德军部队不同的地方。公务时并不十分讲究军礼军仪，下班后就更随便了。这里的士兵多数招自知识界，他们懂得庄重与轻化的界限。
同级军官无论公暇一律直呼姓名，以“你”相称。对将军或任将军职务的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称呼军衔，并加
“先生”二字；但在公务时间以第三人称称呼。公务之余，特别是对已经见过面的长官，又不在正式谈话的场合，则用第二人称。谍报员对所有的军官只称军衔，不提姓氏，也不用“先生”。谍报局人员见面时手搭帽沿行军礼，而不象安全局、党卫队和盖世太保那样平举着胳膊行党礼。
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老牌职业间谍，由于长期从事这种工作，屁股上都磨出了茧子。他们当中头脑机灵些的，已经及时投靠保安局、盖世太保，或成为卡纳里斯的亲信，稳稳当当地在柏林使职。另一些人年轻时就当过秘密警察。第三类人（他们是多数）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每个人都是分工很细的本行专家。他们确信谍报局永远会受到德国执政者的器重，自认为是一个特殊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气氛。
因此，约翰·魏斯这个新人在他们中间出现，顿时引起了猜疑和不信任，这倒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牵涉到某些伦理问题的缘故。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必须遵循军官教养的规范，还要遵循一种职业道德规约，那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直言不讳。
最卑鄙的伎俩，最凶残的目的，都用文雅的职业术语粉饰起来，用经院式的冷静态度加以探讨。乃至有些于过刑事警察的人，熟知惯犯和娼妓的行话切口，不敢在这里使用此类丰富语汇，而是力求作出科学的表述。
说来奇怪，这种温文而雅的气氛倒没有使魏斯感到难以完成任务，反而为他提供了方便。
他有丰富的知识，他了解德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读过自然科学家和古代史学家、法学家的著作以及希特勒上台前出版的各种书籍，这些足以显示他不同于那班俗不可耐的纳粹分子，显得他足智多谋，见多识广，不落后于时代潮流。
刚刚结识新同事，魏斯便让他们明白，他身上的“德意志保守主义”是长期生活在帝国境外的波罗的海地区所造成的。在那里，眷恋祖国的感情只能表现为缅怀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创造成果。他的这种表白给人留下了极为真实的印象。
魏斯觉得还必须说明一下，还在他远离祖国时，新秩序的德国在他心目中已是非常崇高而富有浪漫色彩的了。他觉得自己对帝国负有义务，因此，无论现在分配他什么工作，他将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同时也希望经验丰富和卓有建树的同人们不吝赐教帮助，本人愿以种种效劳作为报答。
魏斯的谦逊与随和很有利于消除别人对他的成见。他那助乐于助人的态度也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此外，他荣膺奖章，并对别人提起过他认识盖世太保和安全局的某些要人，使大伙不敢怠慢他。显然，这个厚道的小伙子可不是一个到处求人帮忙和庇护的傻小子。他属于那种渴望在职务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干无把握之事的人。
魏斯在建校初期表现出来的机敏能干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他兢兢业业致力于文陵工作，研究了全部个人档案，独出心裁地编制了一套索引卡片，用不同颜色区别每个招收来的学员的可靠程度。这套卡片为上司提供了很大方便，使他们能对形形色色新学员的情况迅速理出一个头绪。
一旦对某学员的评价有了改变，颜色标志也很好办，只消把另一种颜色的小方块夹到某张卡片上就行了。
魏斯编制的卡片不算正式卡片，仅供内部工作中使用。正式卡片的规格要复杂得多。魏斯又请人给自己那套卡片补拍了一套学员照片。这笔钱无法报销，只好自己掏腰包。魏斯居然还搞到了第二套照片。可以说，这是凭着他的精明劲儿得来的一份酬劳，一件战利品。当然，魏斯觉得应该当着摄影师的面把多出的那套相片裹在旧报纸里销毁掉。这很好办。他在旧报纸里裹的不是学员照片，而是类似照相纸的一叠光滑硬纸。
这么一来，魏斯就不必再次扮演画师的角色，采取上一回的有效办法向总部提供鉴别材料了。
他决定把收藏照片的秘密点设在跟他关系最好的哈根中尉的房间里。他想了想，就用胶布把那包照片粘在盥洗池上方的大镜子背后。
这一切意味着，身为间谍破坏中心“瓦利司令部”译员兼教官的约翰·魏斯，在新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夜，深坑一般沉寂。窗外黑的象一滩冰凉发粘的烂泥。连警犬也训练得从不吠叫，它们不声不响地向人扑去。
衣架上挂着魏斯的制服和便服。
他躺在床上，瞧着自己的这几件德国服装，好象还穿在身上似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最近睡得不好。但无论如何应当有充足的睡眠。
一支枪如果老是顶着火，扳机的弹簧会松劲，钢的弹力减弱了，子弹就要卡壳。
长期紧张，钢铁尚且疲乏，何况人呢？
“瓦利司令部”全体人员几乎都过着一种有条不素和讲究卫生的生活。军官大多是中年人，特别注意保重身体。他们节制饮食，睡前独自到操场上路阳路跄，见到谁只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这叫做漫步聊天。
只有上班时才谈公务。公余时间谈论公事是奇怪的，也是不礼貌的。这些人认为，他们所选择的行当就是供职，仅此而已。在这种人头脑里，也件只有小圈子的思想感情比别人浓厚些。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们习惯于对受训的特工采取学究式态度：纪律至上。他们的训练方法积数十年丰富经验，并且为受训特工在许多国家的活动所证实。有些人还以教育家自居，洋洋得意地谈起他们某个弟子的某次行动业已载入德国谍报史册。
军事情报局的一些老军官习惯于用西欧的材料来训练间谍，他们招收的对象往往身居要职，或在商界举足轻重，当然，这种地位有时是依靠间谍机关才得到的。现在这些老牌间谍认为委托他们从战俘中培养特务，不过是一桩大材小用、轻视他们专业技能的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