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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人严禁彼此交谈。手拿棍棒、脖子上挂着冲锋枪的卫兵坐在关押他们的木屋的中央，严密监视他们是否保持沉默。
他们每人被单独领去办理手续。
约翰·魏斯的工作不仅是当译员。迪特里希还吩咐他作初步突袭式反间谍审汛工作，分析对象提供的情况是否同实，审查他们是否说谎，是否具备应有的心理素质。
从审讯时起，各人便不准道出自己的真名实姓，违者立即严惩，同时给每人起一个绰号。
“喂！”魏斯命令道，“回答要迅速干脆。”
他同这类人打交道时，马上露出一副据傲冷酷、蔑视一切的“雅利安人脸孔”，演技堪称上乘。不过他这一次倒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早已不习惯独立思考，所以一言不发。他那厚而长的嘴唇上渗出了汗水，秃顶上也汗洋洋的。
魏斯用肯定的语气问：“这么说，叫‘秃头’喽？”
这个人仍然不作声，只是点了点头。
魏斯转身对文书说：“写上‘秃头’。”他幸灾乐祸地想：“这宝货，再加上这么个暴露特征的绰号！”
魏斯从一开始就有长远打算，他尽量给学员起一些说明特征的绰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办到了。
他叫“秃头”坐到墙根前的板凳上，墙上挂着块白床单。谍报局特别处的一名士兵，象监狱摄影师那样，把“莱卡”相机对准“秃头”的正面，然后又拍了侧面象。
魏斯细心观察“秃头”。照相时他想露出笑容。
魏斯命令道：“坐正！’
“秃头”的脸顿时变成泥塑木雕一般。
“秃头”填完表格，工工整整签了字，然后开始写个人简历。他挖空心思地写了很久，还不时提出问题：“这个要不要写，比如我每次把他们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名字都涂掉了？”他以信赖的口气说：“法院好几次要追究我，我这个人生来机灵，每一次都能脱身。”
他履行了一切手续，就在自愿为德国情报机关服务的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工工整整地留下了姓名，然后用食指在一个专用的绒面滚子上按上印泥，按在名字下面。他擦净指头，舒了口气说：“好，办完了，现在干净了。”
“谁？”魏斯厉声问。
“呵，说的是指头，”“秃头”吓得缩成一团，嘟哝道，“我只是说指头。”
所有入学的人都要办完这些手续。从最初接触他们的这个时候起，就能觉察出他们每个人的一些特征。
一些人样子放肆，歇斯底里地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也许是为了掩盖良心上的痛苦，或者是故作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不能自拔的亡命之徒。
另一些人双目无神，萎靡不振，内心空虚，神智不清，唯命是从。
第三种人样子很机灵，他们郑重其事地打听学校的生活条件如何。还有一些人悄悄提到自己在集中营里立过功，担心他们的叛卖行为被人忽略，把他们同其他人混为一谈。
也能见到一些大模大样的人，他们总想说几句德语，并宣称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死敌。这些人填写履历表时，总是强调他们并非受伤被围，而是自愿投诚。他们都在自传中详细写明双亲在革命前有何财产。在回答“曾否参加工会”这个问题时，总是写上：“曾被迫参加。”
有个属于“放肆”类的人，身材墩实，宽肩膀，高颧骨，目光灵活，不等提问就急忙给自己取了个绰号：“树皮鞋。”
魏斯翻了翻他的履历表，“军中职务”一栏填的是“埋葬队战士”。战争初期是没有埋葬队的。“职业”一栏写的是“鞋匠”
魏斯提议说：“我们这儿有一些作坊，就把你编进去吧。”
“树皮鞋”显得局促不安，但他找到了立足的理由，面露喜色，嘿嘿一笑，委屈地说：“又不是招我来当鞋匠的——我已经立过当特工的字据了。干吗要降低职务呢？。
“树皮鞋”的自传写得文理通顺，虽然他一再说自己只上过三年小学。
魏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认为不到时候不宜对某人予以过多的注意。
俘虏在受审、填表和写自传时表现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尽量多谈自己，另一些人则相反，只限于对基本问题作简略的面答，谈到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下的生活时，则竭力回避使用侮辱性字眼。
魏斯对后一类的一个人加以斥责，那人郁闷地答道：“我已经立了合作的字据，还要我怎么样呢？”
魏斯说：“你应该对苏维埃制度作出政治评价。”
“为什么？”
“为的是，如果你想逃过去，或者你写的自传一旦落入苏联当局手中，他们会毫不留情地绞死你。”
“请放心，没有这个也会给绞死的。”
“这么说，你情愿在那边被处死而不是在这边？”
“我情愿什么是很清楚的，不然也不会到这儿来。”
“你在集中营是什么人？”
“是人。”
“我问，”魏斯厉声说，“你为我们立过什么功？”
“呵，立功？……”被审讯的这个人重复了一遍，似乎刚刚听懂问的是什么。“功劳倒谈不上，平平常常。有个家伙把坑道口指给我看，我把他打翻在地，不让他煽动其他人逃跑。”
“说不定这个人是我们安插的‘兔子’呢，”魏斯直勾勾盯着对方的眼睛问：“而你把他打死了？”
对方脸色陡变，但他控制住自己。
“盖世太保找到我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撩起衬衫露出身上的伤疤：“瞧吧，这是戳子——审查过了。”
举止持重的人中间有个年纪不轻的秃子，肚皮下塌，操着一副指挥员的男中音嗓门。他详尽地向魏斯交代了他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
此人是一名正规军军官，从眼役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多年担任原职，没有晋升也未受奖。他以为战争会开辟广阔的仕途，就放开胆子干起来：命令他指挥的部队从防御阵地跃起，不适时宜地投入肉搏战。所有的战士都牺牲在敌人炮火下，只有他一人活命。他知道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就投降了。
“顺便提一下，”这个正规军军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被俘过，德国人的仁慈我是终生难忘。”
“当时你就是军官吗？”
“虽然免役，但我志愿入伍，不过授给我准尉军衔的报告已经呈交团部。”
在这批背叛祖国的人当中，有些人希望他们的变节行径能受到德国人的格外重视，竭力想从译员嘴里打听到他们将受何种待遇，而最关心的是他们执行任务之后（倘若能生还的话）是否可以加人德国国籍，或者至少能在占领区谋个一官半职。
有些人提出这类问题时态度认真，表现出很大的关注。但也有另一种人，魏斯隐约地觉出，他们提出这类问题只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真的在邀功请赏，其实却打算在德国人面前隐瞒某些情况。
魏斯从早到晚做着这种审讯工作。木屋里充满了消毒剂的气味、汗湿的鞋袜的臭味以及没有洗澡的人体发出来的刺鼻馊味。
瞧着这些人的眼睛最叫人难受。一种人的眼睛睁得很大，象在绝望地无声地哭泣，两个瞳孔有如凝着黑血的洞穿的伤口。这种无声痛哭的眼睛往往属于那些摆脱不了自杀结局的人。
另一种人的眼睛眯缝着，细如刀片，对人对己冷酷无情，露出不顾一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神情。
第三种人的眼睛狡 ，转来转去，捉摸不定，内藏奸诈。
还有一种死气沉沉的眼睛，目光呆滞不动，这种人已无生趣，只是随波逐流地苟延残喘而已。
也有一种闪出白光的眼睛，两个黑乎乎的瞳孔就象对准着目标的手枪枪口。子弹已经用完，但他暗暗希望还能剩下一粒，最后的一粒，他拿不定主意：在最后时刻把它留给自己呢还是射向敌人？……
有羊眼一样发白的眼睛，看一切东西都用同样的目光，那是冷漠的家畜式的目光。
有热病般闪闪发亮的眼睛，这种人就象说胡话的伤寒病人，不知道时间，不知道自己，分不出真假，觉得一切事物连同他自身的存在都虚妄不可信。
有不动声色、毫无表情的眼睛，仿佛不是由血肉组成，而是一对玻璃圆球，其作用仅仅为了不空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叫人看着害怕。
但也有凝注而警觉的眼睛，象埋伏着的狙击手那样老是眯缝着。这种人明白，他开枪不只是杀伤敌人，同时也会暴露自己，枪声会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所以在扣动扳机之前必须静心地权衡一切。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魏斯的感觉罢了。他很希望从自己经手的学员中发现一些怀有秘密意图的人，也就是经过最严峻的考验而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人。
对招收来的人作了粗略的体格检查。这倒不是要了解他们的体质状况，而是为了德方人员预防传染病。此外，如果在谁身上发现许多作战留下的伤疤，就会引起怀疑，要对他进行复审，弄清楚是在何种情况下负伤，是否英勇作战所致，可否构成罪证。所有疑点均记入他的卡片。
有的人骨瘦如柴，皮肤上的累累伤痕如同古代文字，记载着是哪些刑具把他们逼上绝路，带到了这里。
有的人皮肤松弛，样子反常，他们在集中营里享受食物优待。他们怕人发现，总是偷偷地狼吞虎咽，因为这种额外食物是他们叛变行为的不容抵赖的证据。为了得到这点食物，为了减免苦役，他们当了叛徒，成天躲在单身囚室里，就象野兽蛰伏在洞穴中一样，他们的身边不断扔进来受刑后奄奄待毙的囚犯，充满了血腥气味。
魏斯必须细心观察，记住各种各样的人，捕捉住他们的特征并加以分类。但他目前还不敢说发现了什么可以依靠的支撑点，一切还很渺茫。
这些天魏斯焦虑不安，心烦意乱。面对这个没完没了的堕落分子的行列，他感到绝望，他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