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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他们从战俘中培养特务，不过是一桩大材小用、轻视他们专业技能的微不足道的差事。
他们翻阅这些未来要当间谍的战俘的档案，埋怨这些人中间没有谁在本国身居要职或担任高级军官。从他们的职业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下等材料，没有什么价值。这些人不能在国内获得高官厚禄，显然皆是平庸之辈，不具备成为职业间谍的必要条件。这些人没有培养前途，不适于长期潜伏，不能凭借个人本领打入对间谍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苏联机关。
他们读到这些人在自传中列举的苏维埃政权给本人带来的种种灾难和损害，不禁耸耸肩膀，觉得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在任何条件下，即使他对现存制度抱敌视的态度，也能找到千百条出路而免遭沉沦。
有个绰号叫“一撮毛”的学员，过去的刑事犯，细数他违犯过哪些刑律，共判过多少年监禁以及每次被捕的经过。这个人被认为没有培养前途，因为他总是单枪匠马地干，即缺乏组织才能。欧洲所有出名的职业罪犯早就学会了分工合作，有极其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哈根开导魏斯：“请留心，约翰，俄国人大多不讲究实际，缺乏起码的生活知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地指出过这个特点，布尔什维克却把它发展得过了头。我们在这里向他们传授一点职业知识。下一步再培养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工作需要。这些人应该摒弃一切道德观念。我的意思是，他们过去有许多框框，例如祖国、义务、荣誉等等，现在他们要从这些框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个国家的人被雇来为另一个国家眼务，必须摆脱本民族的感情和狭隘的政治观念，才能忠诚无比地为自身的利益，为个人而效力。
“我们在欧洲各国招罗的优秀间谍，对自己的使命都能有上述认识。可是这些俄国佬却在那里悲悲切切，夜不能眠，坐立不安。倒不是他们害怕空投到敌后会陷入险境。不是害怕这个。他们是在寻找自我辩解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他们是万般无奈，好汉不吃眼前亏，作为战败者不得已而为胜利者效劳！
“您还会发现，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打听奖励方面的事。起初我觉得可疑，后来明白了，这些人总是念念不忘他们的过去，不能清醒现实地考虑自己的未来，也不清楚他们今天的处境比关在集中营里的同胞要优越得多。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一个正常人在类似情况下会自然产生的那些想法。他们既同意调出集中营，就是被我们救活了性命，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已丧失了生命的所有权，就象破产者丧失产权一样。我们把生命还给他们，把财产还给他们，只保留了一个权利，就是合理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生命。”
“您尝试过向他们灌输这些道理吗？”魏斯问道。
哈根若有所思地说：“试过。同一个人作过这样的谈话。但我觉得，他听我讲话就象基督徒在听多神教徒讲话一样。”
“对不起，我不明白，”魏斯心下早已明白，只是想核实一下哈根的话。“他们大多数是不信神的。”
“我说‘基督徒’是打个比方，指一种狂热的信仰。”
“那个人是谁？”
“记不清了，”哈根支吾过去，又煞有介事地说：“这说明，就连我们这里也能碰到一些少见的不合适的分子。”
“恕我直言，”魏斯说，“他们当中也有对苏维埃制度深恶痛绝的佼佼者。”
“您是说从别琴、布来登福特、诺库伦预备学校来的那些人吗？”
魏斯点点头。
哈根又沉吟起来。
“白俄当中最有用的要算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最有效的爆破武器，有利于我们奴役他们的民族。英国人惯用分而治之法就证明了这个道理。其实，这些民族主义分子都是狂热的幻想家。”
“为什么是幻想家？”
“因为，“哈根以教训的口气说。“我们只是在占领区暂且利用一下民族主义分子。要用他们去分化敌人，削弱敌人的团结。等到将来对各民族国家实行日尔曼化和殖民化，民族主义分子就没有立足之地。即使把这些国家视为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或者于脆任其充当仆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容不得民族主义分子。
“这同样适用于保皇党，以及那些想借助德国军队在俄国复辟克伦斯基式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分子。”
“为什么就不能复辟？”
“因为，”哈根悻悻地说，“多民族的苏联是由尝到这种联盟甜头的民族拼凑而成。这些民族一向以它们共同的经济力量来标志各自的实力地位，它们利用总体经济的优势，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并享有平等权利。”
“此话怎讲？”
“就是说，即使把它们分割成许多小块，也禁不住它们要恢复一统的愿望，想阻止这种愿望无异于抽刀断水。”
“还有什么途径呢？”
“我认为，”哈根断然说，“我们给这个国家选择的途径就是唯一的途径。从前有人觉得，元首处理某些问题过于生硬，现在我们深信：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有施行极端暴力，才能为帝国保住这些领土。要大量消灭人口，最坚决地消灭人口。把剩下来的人作为辅助劳力使用，并且限制生育，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大洪水了。”他开导魏斯：“年轻的朋友，您要明白：长期生活在苏维埃制度的影响下，靠吃它的果实长大的民族，就同母狼喂大的洛摩罗斯和瑞摩斯①一样。
【①罗马神话中一对孪生兄弟，出生后弃于河中，被狼救起、乳大后，洛摩罗斯为罗马王——译者】
“母很可以杀死，但狼奶已经吃了。有些人落到我们手里，就把这只母狼叫作野兽，大声疾呼要杀死它，还凶狠地折磨那些至今认狼为母的人。这种人只能得到个别人的支持，而得不到一个民族的支持。”
“我们到底依靠谁呢？”
哈根芜尔一笑，这一笑表示他有着过人的推理能力。
“就依靠那些民族主义分子，鼓励他们的民族分立主义和复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还有一类人可以依靠，他们在这里参与过处决本国同胞，只能死心塌地跟我们干一辈子。以上两种人就是我们要加以训练的材料。”
从哈根的议论中，很难确定什么是他自己的真实思想，什么是两面派的职业惯伎，即不管和谁谈话，自然而然要钻对方的空子。这一切增加了魏斯对同僚的了解，使他看清了他们在谈话时窥探对方心理的迂回手法。
尽管哈根有谨小慎微的职业习惯作为防护，魏斯仍能透过这层地甲发现他身上的弱点。哈根喜欢标榜自己。
哈根以谍报理论家自诩，认为他的求知好学乃是谍报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政权的巩固取决于特务系统密布的程度。特务系统渗透不到的地方会对现存制度构成威胁。这种观点不过是日本总体间谍理论的翻版，是赫斯在日本作过一番研究后成功地移植到第三帝国来的。
哈根是个老花眼，把手伸得远远地拿着几页稿子，向魏斯高声朗读他挑出来的几段话。他那肌肉松弛的苍白的脸变得十分庄重，有点象尼禄王的雕像，不过不是大理石的，而是蜡像。
哈根拿腔捏调地朗诵道：“无所不知即无所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即稳操胜券。
“这是绝对和普遍的真理。就象为了使低等生物服从于人这个高等生物，必须采用饥饿的办法作为抑制本能的调节器，以及各种灵活有力的手段来引起疼痛感一样；只有可靠的密探系统才能让执政者了解他们治下的那个社会的隐患，保证他们的江山代代相传。”
魏斯故作天真地问：“啊，元首不是没有继承人吗？”
“是的，”哈根说，“元首具有极高的政治热情，他为此作了一切牺牲。”
魏斯故意认真地说：“您的著作揭示了我们工作的深度，从意想不到的角度作了阐述，真令我惊叹。”又谦逊地说：“可惜我才疏学浅，不能对您的高见作出充分的评价。”
哈根见对方老实，又这么赞扬他，很受感动；就说：“我要助您一臂之力，我的藏书可供您使用。”
借阅哈根的书，并同他讨论其中内容，这使魏斯对法西斯间谍的种种手法有了进一步了解。
苏联战俘间谍学校筹建期间，希特勒的谍报头目们下达了特别指令，责成这些学校的领导、教员和教宫在工作中必须赢得学员的充分信任。对待学员要和气、严格、公正，给他们留下人道和高度文明的印象。要使学员们相信，德国人只不过扮演中间人角色，协助流亡的反苏中心将苏联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应向学员灌输以下思想：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的儿女，但这个国家是新秩序的国家；他们的行动是自觉自愿的，德国人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生活，只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种皮鞭加点心、刽子手加糖果贩、狼狗加狐狸的两面战术魏斯早已熟悉。他曾根据特别档案室提供的落网间谍的悔过书与供词，研究过帝国主义谍报机关的那一套卑鄙伎俩，对它们有步骤地给自己间谍设下的种种陷阱知之甚详。魏斯觉得，目睹这班猎捕惊弓之鸟的家伙假仁假义地施展其阴谋诡计，就象每日每时看着刽子手们在行刑前向死囚争献殷勤一样。
哈根是怎样同一个眼神呆滞、脸孔青紫而浮肿的人“谈心”的呢？
这个代号叫“戈加”的人，在集中营里拒绝从一名判处绞刑的犯人脚下踢去凳子。德国人也要绞死他，他还是不肯。
这时，脖子上套着绞索的那个人厉声说：“别和我作对儿！自己找死等于替他们效劳。”他请求道：“别沉不住气，同志！”
于是“戈加”做了那个人认为有利于反法西斯斗争因而也是不合情理之事。但因犯们不肯宽恕“戈加”。“戈加”的身体渐渐坏了，最后堕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