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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那些虽已丧失一切，但还抱着一线希望，还有可能回到祖国怀抱的人们，祖国的盾牌就不能给予一些遮护吗？祖国把盾牌交给了他，约翰·魏斯。此时此地运用盾牌要比运用惩罚之剑困难得多。但他必须学会这种本领，不能将那种被打倒在地，但还能拉起来的人永远交给敌人。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去挽救悬挂在深渊上的人，使之免于粉身碎骨呢？！
别洛夭在特种专业学校钻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各种深奥学问时，坚信他获得的知识将是今后斗争的可靠工具，深信这些知识会帮助他揭露“假想敌人”的阴谋诡计，而这个“假想敌人”早就在公开宣扬“无限暴力。论，声称地球不过是高举卐字旗帜的征服者的流动奖品而已。
别洛夫这一代苏联青年，心灵受到过西班牙事件的激励。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主义支队对弗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精锐部队的悲壮战斗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激发了他们献身反法西斯斗争、战胜和埋葬法西斯主义的决心。
亚历山大·别洛夫放弃了科学事业，选择了一条英勇献身的道路，而他本来是能在利涅夫院士的精心指导下取得某种成就的。为了达到预定目标，他象清教徒那样刻苦锻炼自己。他严于律己，他也不能原谅那些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紧要时刻由于种种缘故而放松斗志的人。
这种独特见解的形成，是由于他对一个肃反工作者应具备怎样的品质有着自己的看法。沉着镇静以及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克服了自身性格中那种被他视为涣散因素的心理状态。他把自己紧缩成一只拳头，使一切服从于一个明确的意向——尽量出色地履行对祖国承担的义务。
是的，在此以前别洛夫认为自己有了充分的准备。但他不久将去法西斯间谍破坏机构“瓦利司令部”任职，这件事倒弄得他不安起来。
现在他要去打交道的人不是希特勒分子，而是希特勒分子的帮凶，这些人过去是他的同胞。他们身上长满了肉眼看不见的卑鄙懦怯的烂疮。怎样透过这层烂疮去窥视别人的心灵，怎样耐心而不带成见地去检查一下他们的内脏是否溃烂，或者只是象一个人伤口上的淤血那样仅仅外表发黑呢？只有迫使他们重新参加他们业已放弃的斗争，他们才能恢复对于生活的信念。
魏斯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想起了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的那些争论。当时他真幼稚，竟然武断地说，挖掘伤残心灵的肮脏阴暗面不过是嗜痴成僻的无谓折磨！这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有某种意义，在当代人身上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现在他却不得不去挖掘一些人的肮脏灵魂，并且要辨认出它们，将它们从敌人紧紧抓着的手中夺取过来，拯救出来！这时他感到他的另一项任务——阻止敌人利用祖国叛徒——倒比较容易执行了。他觉得他在这方面满有办法，眼下条件也具备，而且总部一定会帮他妥善安排，制定一个严密的行动计划。
第三十三章
施泰因格里茨少校跟自己的司机魏斯分手时多少有些惋惜，但也不反对他调升为军事情报局工作人员而成为自己的新同僚。虽然如此，少校觉得还是要警告一下魏斯：“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绝不是你的推论。结论我们自己会做。干特工这一行就是凭记忆。”他教训了几句之后就不再打官腔了：“有时要敢于装成胆小鬼。危险的任务总是交给勇敢分子去于，领奖的倒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人。”
施泰因格里茨至今未谋到称心如意的职务，仍在执行临时性的视察任务，总有怀才不遇之感。
魏斯一上任迪特里希就一本正经地通知他，司令部有一名俄语译员马斯洛夫先生，虽是沙俄上校，仍要对其多加提防，因为一部分流亡白俄怀有民族主义情绪，对德军战胜俄国并不满意。
间谍学校的指挥人员、教员和指导尚未到齐，住房几乎都空着。魏斯满可以选一个好些的房间，但是他想，谦让总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于是就住进了较差的一间。他作这种选择还有其他考虑。这个房间是在走廊尽头，紧挨着贮藏室和一个暂时空着的厨房。通往阁楼的梯子也近在咫尺，必要时不仅能利用这几间空房，而且有个退路可以登上屋顶。
按照迪特里希的讲法，“为了达到在课余时间同学员接近的目的”，魏斯应当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因为一个会讲俄语的德国人穿着便衣比穿着战胜国军服更容易同人谈心。
魏斯考虑他如何与新同僚们相处，决定一开始就和他们平起平坐，至少也得让人感到他是个严肃而有自尊心的人。要让他们知道，他对俄国有所了解，井渴望大大充实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日后要成为俄国问题专家而不仅是一名译员，有朝一日还想在莫斯科省总督靡下寻个体面差事。
他还打算模仿普鲁士贵族冯·迪特里希的举止风度，作为心理上的武装。在那些人中间，无论贵族还是仆役，盛行的是冷若冰霜、矫揉造作的寒暄客套，彼此以空洞庸俗的言词相敷衍。对贵族来说，这是擅长辞令和富有教养的表现，也是同交谈者保持有利距离的一种手法。
说实话，魏斯宁愿同性格乏味、沉默寡言、孤僻可疑的人物接触，而不想跟那些喋喋不休、过分直率的家伙来往。
同兰斯道夫相处也使魏斯获益匪浅。兰斯道夫同德国其他出色的行家里手、间谍专家一样，虚荣心极重，巴不得设计出一套亘古未有的行动方案，以奸诈诡满的高超手段胜过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件，从而在特工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公认的间谍大师，在秘密战争的史册上名垂千古。
兰斯道夫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个奥妙无穷的行动计划上，深信这个计划有朝一日会使他名扬天下。夜阑人静时他才感到心里舒畅，因为这时方能摆脱日间的繁琐事务，美滋滋地静心考虑一下这一计划的各种方案和巧妙步骤，预先品尝一下将要摘取的胜利之果。但这只是在夜间。白天，由于厄运的驱使，他却不得不于一些卑微的工作。不消说兰斯道夫认为，派他来为大规模间谍破坏活动物色战俘，就好象命令一名前线指挥官离开部队到大后方训练新兵一样，都是没有出息的差事。
其实，只要上级有意，他兰斯道夫是关有可为的。“帝国陆军部心理实验室”，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建立的“高级侦察学校”，轮训高级特工的柏林郊区“业务进修班”，这些地方才是他发挥专长和标新立异的场所。世界上许多间谍都知道他这位特工大师的著作。
他在这里只能干一些大材小用、劳而无功的粗活。兰斯道夫早就发现，对欧洲各国采用的战略在对俄战争中是行不通的。
欧洲诸国实际上已被征服过两次。它们先是不知不觉被德国的总体间谍活动所征服。德国间谍四处渗透，甚至打进了统治集团上层。然后德军把许多集团军捏成一只铁拳，闪电突击，把这些早已被叛卖活动腐蚀得千孔百疮的国家打倒在自己脚下。
但俄国不存在进行总体间谍活动的条件。无论是战前还是交战之初，德国间谍在俄国均遭失败，虽然东方战线被看作是整个德国间谍系统的主攻方向。
德国间谍机关甚至无法在苏联拼凑起一支类似“第五纵队”的势力，只好走上谎报敌情的道路。为了证实希特勒关于“俄国不堪一击”的论调，它不惜迎合上意，编造事实。这一类情报帮助希特勒击败了谢克特将军派系。谢克特将军早在1920年就警告说：“如果德国对俄开战，那将是一场无望的战争。”假情报还大量用来为宣传服务，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关于敌方力量的真实情况。
兰斯道夫知道这个底细，所以他认为兴师动众地从战俘中培训间谍只是一项无足轻重的辅助措施。
俄国和欧洲各战败国迎然不同。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在欧洲各国早已建立了“第五纵队”并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而在俄国，胜利只能靠德国军队来赢得。
兰斯道夫预计破坏小组不可能从当地居民中得到人员补充，因而倾向于尽量多收些学员。也可以说，学校要培训的不是组织者，而是对上司唯命是从的愚饨执行者。这些人之所以顺从，一方面是害怕被处决，同时又不敢投奔自己的同胞，知道俄国人不会饶恕他们的背叛行为。
冯·迪特里希不赞同兰斯道夫的怀疑论点。他认为招募来的人员中有的能成为高级间谍打入苏联政权机构，很希望约翰·魏斯协助他发现这种人才。迪特里希一反常态，对魏斯变得宽容起来，而魏斯当然不难猜出其中究竟。至于兰斯道夫的态度为何这样冷淡，魏斯则迷惑不解。
一辆辆带篷卡车，车门加了铁栅，车窗遮上帆布，在苍茫的暮色中把他们一个个、一对对，偶尔是一小批地送到这个地方来。负责押送的党卫队人员都一言不发，脸色象卵石那样呆板阴沉。他们仅被告知，在发现有公开逃跑的企图时才可向这些人开枪。卡车经过层层检查，驶入营地，警卫人员签收一名或数名来员之后，党卫队便立即返回。
来员的第一个要求是上厕所，因为一路上，往往时间很长，一概不许下车。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被送往何处和为什么，心里直犯纳闷，一个个愁眉苦脸，焦虑不安。
被挑选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数已证实在集中营里有叛变行为，都是些“卡波”、警探或奸细。某些战俘为表白自己与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而主动提供的情况也受到了重视。招募之前，通过集中营的特工和管理人员对这些人逐一作了全面的调查。如果有人出生在德占区，盖世太保就根据掳获的当地档案进行审查，并向当地居民询问此人情况。
新来的人严禁彼此交谈。手拿棍棒、脖子上挂着冲锋枪的卫兵坐在关押他们的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