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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戒备森严是为了什么，魏斯暂时还没有搞清楚。
这里的人都那么落落寡合。魏斯觉得周围尽是聋子和哑巴。这些人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彼此间交往宁愿借助面部表情和打手势，而不使用简易的人类语言。
车库里堆着一大擦铁皮号码牌。每次长时间出车之后，汽车的号码牌都要更换。魏斯好几次看见车子几乎还是全新的，就重新油漆。有三辆轿车的车窗装上了防弹玻璃，有两辆车的玻璃使人无法看到车厢内部，——挡风玻璃当然除外。
魏斯同那些跟他一样没有权利超越无形界限的人一起在食堂进餐。食堂没有服务员，饭菜自取。人们吃得很多，很慢，不声不响，互不过问。辅助工作小分队的几名男人气质的姑娘，跟大伙一样训练有素，脸上带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表情，也没有给这种死气沉沉的场面增添什么活跃气氛。要是有谁在餐桌边故意挤一个姑娘，她不动声色，象马厩里的马一样继续安安静静地进食。如果她被挤得不能吞咽食物了，她就默默地使劲推开那个献殷勤的人。
晚餐供应烧酒，有时是啤酒。可以拿自己的一份酒掷骰子赌博。如果有谁把酒让给一位姑娘，姑娘接受了，周围的人就吃吃地笑起来，带着婚宴上那种得意劲头向这位慷慨男子表示祝贺。
但是这样的玩笑也不超过一分钟，随后又沉寂下来，谁也不再理会刚才被粗鲁取笑过的那一对儿了。
许多天过去了，施泰因格里茨少校音讯杏然。这种奇特的禁 生活麻木不仁，空虚无聊，使魏斯厌倦不堪。他甚至弄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这儿工作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从事什么活动。
有一次，厨房里切肉机的马达坏了，魏斯自告奋勇去修理，把它修好了。炒事员不过点点头，再无别的表示。魏斯在厨房干了三个多小时，厨房里有许多人，但是他没有听见谁说过一句话。他也帮车库里的机械师干过活，机械师乐于接受他的效劳，但同样是默默地点头，就算感谢。
这种孤独、无所作为和没有意义的生活使魏斯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施泰因格里茨是把他压根儿忘了，还是把他永远交给了这支部队，根本没法打听明白。
每天早晨，驯狗员带着助手来到用刺铁丝围起来的畜圈里。
身材矮胖、肩膀肥厚的驯狗员一手握鞭，一手摸着根顶端带有皮圈的棍子；上身穿一件白色绒线衫，外军褐色皮坎肩，晚皮手套磨得发亮，脚穿厚毛袜和带防滑钉的足球鞋，头上的地罗尔宽沿帽上别着许多徽章。他的面孔保养得很好，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就象个教授。
助手是个什么人物，难以断定。他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活标本，穿着 过的帆布工作服，戴着击剑用的铁丝面罩，脖子上围着塞满锯末，香肠似的水龙袋；一块用汽车内胎做的围裙保护着下腹，围裙上面系着个扁平的帆布口袋。
训练的方法很简单。如果助手一直向前走，狗都乖乖地蹲在驯狗员的脚边。如果助手朝旁边一冲，群狗就向这具活标本猛扑过去，撕扯装木屑的水龙带和保护下身的围裙上挂着的那个帆布口袋。
如果狗把助手扑倒在地，不听命令，继续撕扯，驯狗员就用鞭子把它们赶开，对最凶恶的狗，则用装在棍头的皮圈套住脑袋，拉到一旁。
驯狗员和他的助手从不交谈，给狗下命令也不用语言而是打口哨。
有一次，助手疼得尖声怪叫，驯狗员却一反常态，并不马上驱散野性大发的狗，而是袖手旁观，等构散开后，用足球鞋的圆头照准那个倒在地上的血淋淋的人踢了一脚。
驯狗员发现魏斯在看他，便很客气地向魏斯问好，每一回都主动地说：“早安！”或“您好！”。
有一次，他走近铁丝栅栏，问道：“好看吧？”接着就吹起来：“这些畜牲跟孩子一样听话。只是训练它们的人要有才华，要有铁腕。”驯狗员抱怨说：“眼下良种狗很难弄到了。大本营和各军区参谋部所属的战俘管理部门现在都搞起了繁殖场。这是件好事。一条好狗也能象一个好兵那样执行勤务。”
魏斯用眼睛指指狗说：“它们有这一身皮袄，就不怕俄国的严寒了！您说呢？”
“可不是，”驯狗员表示同意，问魏斯：“您不喜欢寒冷吗？”他安慰道；“元首说了，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拾掉俄国。想必只有我们的卫戍部队能在那儿过圣诞节……”
“呵，那当然，”魏斯附和道。
这番话再一次证明，危险已经笼罩着他的祖国。好吧，可以向总部报告：德国陆军部为了东线战事甚至连狗都动员起来了。
教官曾对亚历山大·别洛夫说过：“如果战争必然爆发，肃反工作者的责任就是使军队和人民不受卑鄙的暗算。为了提防这种暗算，我们在敌区工作的人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是一条必须长期遵行的指令。一条简单明确的指令。再就是要有明智的主动精神，机动灵活，并且牢牢记住，我们对苏维埃人抛洒的每一滴热血都要负特殊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第十四章
挨着办公楼有一座两层的石头建筑的厢房，四面围着严实的高墙，墙檐上绕满了带刺的铁丝。围墙的大门每天打开三次，让伙房用保温桶送进热食。每逢星期六除保温桶外，增加一箱啤酒和烧酒。一天当中只有一次——早晨六点，天才蒙蒙亮——从这道门里排着队走出八个穿裤极的人来。不管天气如何，他们照例在操场上做一套体操，然后又整队走回去。
一周六天，天天如此。到第七天，星期日，他们是午饭后出来，走到肮脏的、小圆石铺成的操场上，坐在车库旁边乱扔着的旧轮胎上；象是经过了繁重的劳动钻到这里来休息一下。他们穿的是被希特勒军队击溃的欧洲各国部队的服装——有法国的，有丹麦的，有挪威的，还有混合装，譬如说，法军的裤子，英军的上装。
这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之间不得相互了解任何情况，他们没有这个权利，谁要是企图打听一下，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是一些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没有姓名，只有代号；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知道，特务处保存着他们各人的履历表，其中填写的所属民族决不会饶恕他们对本族的荣誉和自由所犯下的罪行。他们的前途只有一个：除了坏蛋的名声之外，还要加上刽子手的臭名。
柏林、慕尼黑、汉堡的犯罪研究机关都很了解他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需要有两次生命，才能服满对他们全部罪行所判处的刑期。
任何法律也不保障他们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过他们的犯法活动。
为了接近这班家伙，搞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魏斯特意在星期天给自己安排一点车库的活。
他把车库的门敞开着，听见有人在说俄国话，用俄国字眼，但是看不见说话的人。
一个不会发卷舌音的男中音压低嗓门，懒洋洋地说：“实际上，有四种办法掩饰对死亡的恐惧：性欲、麻醉、极端唯理论和侵略。”
“弗洛伊德，①”有人随口插了一句。
【 ①弗洛伊德（1866一1939），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论的创立者，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弗罗伊德学说。弗洛伊德学说把个体和种族自卫的本能作为人的全部行为的基础。——译注】
“也许是吧。既然‘人人皆我仇敌”成了主导思想，那么不管亲疏格杀勿论，就不仅仅是合乎潮流，而且是维持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
“信仰到双手划十字的程度了。你还是谈谈女人吧，”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好吧，”男中音表示同意，“我在这儿见到一个年岁不小的漂亮娘儿们，大腿粗得挺难看，嗯，简直象穿着马裤一样。你们瞧，她嫌我种族不好，拒绝了我。”
“你可以凭自己的贡献，请求授给阿利安人称号。”
“我向长官提到过我的功劳，但是他毫不客气地说，倘若我再有半个字提到此事，他就把我绞死。”
“只有现实才能使希望破灭，”男中音高傲地说。“让祖布去对自己迷惑不解吧！愿他造福我们伟大的盟邦德国。至于我，我从来没想要做高尚的事情，大概将来也不会有这种想法。”
“那么神意裁判呢？”
“我希望上帝赞同我的观点。”
“你不该靠匕首，而应该靠笔杆子挣钱。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不是不干，而是被赶出来了。考虑不周，以飞快的速度发了一笔财，惹起一场官司，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我干掉的不是德国女人，而是我的同胞，那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出乱子。”
“判了你多少？”
“减了刑。我在法庭上一口咬定，我爱那老娘儿们不是为了贪财。杀她是由于争风吃醋。”
“你跟她鬼混了很久吗？”
“我是在杂技团跟她认识的，当时我在施库罗的马术班里当演员，跟她混了一年半载就吹了。”
“当了一段雇员……”
“好嘛，我落得个《黑桃皇后》里面格尔曼的命运：既没有钱，也没有老太婆。”
哑嗓子沉思地说：
“这码事毕竟有些神秘的巧合……尼古拉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离格利希卡·拉斯普京的故乡波克罗夫斯克村才几俄里。”他叹了口气：“唉，俄国啊！”
“我要请求！”一个男高音失声尖气地插进来。“请求皇上……”
“得了，”哑嗓子平静地把他挡回去。“别挥拳头，我要是动手，会打得你鼻青脸肿，叫你那些庄稼汉谁也认不出他们过去的老爷。”
“会认出的！”男高音恶狠狠地说。“我会叫他们认出来的……”
“你想德国会把庄园交给你？等着瞧吧！”
“先生们，”男中音打官腔了，“你们说过头了，你们没有权利议论德国有关俄国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