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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驾车飞驰。在德国人面前派头十足。”接着他用责怪的语气说：“必须给他们点处分！”
早餐后，别洛夫态度坚决地说：“我必须去柏林！”
“老弟，不行，暂时有危险。”
“您看过我的证件吗？您看到那是由谁签署的吗？”
“看到了。是一群魔王笠署的。”
“这就行了，”别洛夫说。
“什么行了？”巴雷舍夫问道。“根本不行！任何一道关卡都可以对你不放行。”
“只要能让我通过战线就行，”别洛夫恳求说。
“不行，”巴雷舍夫断然拒绝。“不行。而且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战线，你的证件只不过是博物馆的一件陈列品罢了。”他不无遗憾地低声说：“也许，正如医生所说，这对你也是一个刺激，不过就算是刺激也告诉你吧，战争结束了。我们的军队正在易北河一带等候命令。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出差证上到达和出发的时间都要经柏林城防司令盖章同意的。我在那里用不着带手枪，正象在索契海滨浴场用不着穿毡靴一样。你明白吗？”
“这么说，工作结束了？”
“对，结束了，”巴雷舍夫说。
别洛夫沉默良久。他眯缝着眼睛，想着什么心事，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突然问道：“您有汽车吗？”
“就算有吧。”
“派人去把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找来，假如他还活着。叫人用车送来。”
“第一，他活着，”巴雷舍夫说。“第二，‘叫人用车送来’是什么意思？现在，施瓦茨科普夫同志是一位负责人，一家大企业的经理。”
“在哪里？”
“还能在哪里？在我们的管辖区呗。暂时叫管辖区，以后德国人会给它起个适当的名字。我们的工作很简单：他们的人民政权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不过，我想见到他。”
“你以为我就不想见到他吗？我们发个电报就行了。至于交通工具——不成问题。个人专用汽车，也是职务的需要。”
“‘钉子’怎样了？”
“他可不是原来的钉子了。现在他是个大人物——集体农庄主席。装了一条假腿，不过近况还不错。”
“那么埃莉扎呢？”
“哪个埃莉扎？啊，奥尔洛娃…当上干部了，只是对民法学大感兴趣，她怀疑：祖鲍夫同一个德国女人结婚是否合法？民事机关的人员认为，她爱上了祖鲍夫。”
“祖鲍夫在哪里？”
巴雷舍夫神色忧郁，绞尽脑汁寻找着适当的字眼。
“他和党卫队特派员乘坐的那架飞机没有到达目的地，”他说。“至于后来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一致认为祖鲍夫是个英雄。”
“他……活着吗？”
“但愿如此！”紧接着巴雷舍夫就转了话题：“柳霞·叶戈罗娃，你记得她吗？她脸上有烧伤；但当她转过半个脸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她现在当妈妈了，是个十分热情的人。有一回我去作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说：‘先在外面暖和暖和吧，您马上进屋会使孩子感冒的。’我往摇篮里一看，裹着被子的小家伙正躺着吸吮橡皮奶头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我也回敬了她一下。我从孩子嘴里取出奶头扔在一旁说：‘从现代医学观点看，这是不卫生的。’爱司现在还是当头头——在区执委会里发号施令。”说到这里，巴雷舍夫问道：得了，该休息了吧？”随后又严肃地说：“这样吧，头一回我们交换情报的时间是十分钟，以后每次再补充十分钟。要规规矩矩。这是制度。我们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住院。我自己也是个普普通通的病号。医护人员突然听到我们在闲聊，会惩罚我们的——给我们额外注射维生素。针头往哪儿插？对准最敏感的部位。”末了他开了句玩笑：“我真想知道，那些将军们、元帅们也这样吗？或者他们还有更好的部位？”
就这样，巴雷舍夫自愿住进医院，耐心细致地护理着萨沙·别洛夫，同时向召他去莫斯科的上级首长说明了自己留在此地陪伴正在康复的别洛夫的重要性。
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一到医院，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别洛夫，和他紧紧拥抱，然后便小声地讲起了他匹马单枪继续工作的经过，这中间还不时地看一眼巴雷舍夫。巴雷舍夫以为苏联侦察员同自己的战友谈话时他在场有所不便，就到走廊去了。
他在开水罐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吸着烟，和一位住院的军官聊起天来。他们谈到现在国内的生活，也谈到了今后。
当他敲了敲门回到病房后，海因里希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不知道您就是巴雷舍夫上校。”
“这怪我疏忽，”巴雷舍夫说。“我没作自我介绍。”
海因里希首先想向巴雷舍夫谈谈在法西斯德国垮台前夕他所获得的重要情报。
巴雷舍夫一直很有礼貌地听着，然后对他表示了感谢。接着上校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常言说得好，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而您，海因里希同志，现在要考虑的是德国的前途。我们已经消灭了法西斯主义，而你们将建设一个新的德国……”他用手捋了捋自己灰白的头发，接着说：“您是约翰·魏斯的战友，我可以告诉您，为了逃避我们的惩罚，希特勒的机要部门及其全部档案和人员已经转移到西方，留给了那些妄图成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家伙。这样一来，就必须使他们的美梦不致变成你们痛苦的现实。
“至于说某些具体工作问题。我觉得不能同意您的决定——我已经知道这项决定——您不任用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工程师仅仅因为他是个残废人。”
“不，”海团里希说，“不是因为这个。我收到几封检举信，说这个迪特默尔是个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
“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巴雷舍夫打断他的话说。“我希望您提高警惕。暗藏的纳粹分子总是想方设法抵毁那些不隐瞒自己过去的错误而希望同您合作的德国专家。”
“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我也了解他！”别洛夫突然大声说。
“问题不在于你正好了解他，”巴雷舍夫说。“问题在于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的阴险手段和我们斗，但敌人的目的总是一个：不是把你干掉，就是把你搞臭。所以，”巴雷舍夫笑了笑，“海因里希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您还得做个人类灵魂的侦察员。”
海因里希把脸转向别洛夫说：“魏斯，我决心加入共产党。你看会接受我吗？”
“对不起，我又要过问了，”巴雷舍夫的语气非常严肃。“您要考虑到：只要人家知道这件事，就会写检举信给党组织，告你的状，说你当过党卫队。到时候你可不要抱怨，因为只有正直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信。”
“的确，”海因里希说，“我理解。”在告辞时他问道；“魏斯，你以后能来看我吗？”
“那你能来看我吗？”
“到莫斯科——一定，”海团里希说。“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别洛夫说了地址。海因里希记下来，合上笔记本。
“等等，写给谁呀？”别洛夫说。
“是啊，我倒忘了，你还有个别名。”海因里希沉思着，重复了好几遍：“亚历山大·别洛夫，亚历山大·别洛夫。”他抱怨说：“你知道，我真不习惯。我很奇怪，原来你不叫魏斯。”
“好吧，你写信就写别洛夫收好了，可对你来说，我还是约翰·魏斯。”
海因里希走后，巴雷舍夫说：“最要紧的是挽救人。这里面包含着崇高的目标和莫大的快乐。”他上床躺下后问道：“我们睡一会儿吧？”
别洛夫微微一笑：“不大想睡。”
“这违犯规定，”巴雷舍夫严厉地说。“你要强迫自己！”随后他下了命令：“就回我带头，我们俩一起睡。”说完他马上关了台灯。
但是窗外还很亮。巴雷舍夫怎么也睡不着。他瞥了一眼别洛夫，见他已经入睡，面容安详，呼吸均匀。“真是个意志坚强的小伙子，”巴雷舍夫不无羡慕地想道。“也许，这就是青春吧？因为年轻人总比有了一把年纪的人易于克服困难。”后来，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心中充满了自豪；“为了完成这种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有人道主义；正象对待世界上一切惨无人道的现象需要残酷无情一样。”
别洛夫并没有睡着。他不过出于礼貌，为了安慰巴雷舍夫而装睡罢了。
祖鲍夫的牺牲使他无法平静，不过这些年来他已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现在即使当着巴雷舍夫的面，他面上看起来也很自然，没有流露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此时，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思念起祖鲍夫来，他想起了他们一起在汪泽湖游泳那个静悄悄的清晨，祖鲍夫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脑海中。
祖鲍夫忽然问他：“您希望长寿，甚至想活到一百岁！？”接着又很干脆地说：“这，我也愿意！”
如今，祖鲍夫已经不在了，离开人世了。不过，他仿佛没有死，他仍然活在别洛夫的心中，现在成了他生活旅程中看不见的永久旅伴。
这是一架改作运输机使用的轰炸机。驾驶飞机的是两名年轻的少尉飞行员。在战争结束前夕，他们刚从航校毕业。他们的军装上既没有勋章和奖章，又没有负伤标志，所以只是从样式看知道是发下来的。
飞行员的年龄，他们那好象刚刚从军需仓库里拿出的崭新的军装以及他们那忧虑重重的神情——这一切都使坐在铝制折叠椅上的军人乘客，其中多数是年长的军官，想起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奔赴战场的。
座舱顶棚的有机玻璃罩上到处是打着补钉的弹孔，在罩子下面曾有空中射击员悬在机枪旋转架旁的帆布吊带上射击过；如今炸弹舱上面的起重设备已经拆除，带螺栓的固定梁象衣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