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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巴雷舍夫温和地说，“那么就按这个水平泡茶吧！”
据得到的情报，别洛夫正在德国一个小城镇里的驻军医院住院治疗。但是，巴雷舍夫上校来到这个医院后，值班医生检查了伤病员名册后告诉他，他们这里根本没有别洛夫其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是有一些伤病的苏联军官，但他们中没有上校要找的那个人。
“毕竟还有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吧？”上校并不死心。
“有一个德国人，是保安局的军官。”医生扬起了眉毛，态度坚决地说：“不过，作为一个医生，我反对您现在就审问他。这可能彻底破坏他的心理状态。他的伤势极其严重。”医生接着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看他的病历。这是个有经验的老牌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并没象对待战犯一样对待他。对我们医生来说，他只是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
“让我看看，我倒很感兴趣。”
医生把一份病历递给巴雷舍夫。
“党卫队上尉约翰·魏斯，”巴雷舍夫看完，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平静。
“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巴雷舍夫慢条斯理地问道，同时仔细地端详着长颈玻璃水瓶。
“这个人是个死心塌地的法西斯分子。他受了严重神经性外伤，导致神智不清，视觉、听觉和四肢功能暂时衰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自以为是个纳粹‘英雄’。的确，”医生稍停片刻之后又说：“他的变态心理有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他是在自己人中间，住在德国医院。为了不致引起过分的不安，我们设法尽量不去说服他改变想法。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如果他知道他是俘虏，这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
“是这样。”巴雷舍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以赞许的口吻说：“当然，我不是医生，不过，我认为，从精神病疗法的观点来看，您的办法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然，”医生说。
巴雷舍夫用手指捏了半天，拿出一支带纸嘴的香烟，倒着塞进了嘴里，刚想点着，又厌恶地把它扔进烟灰缸，担心地问道：“照您看，他会痊愈吗？”
医生耸了耸肩膀说：“您要知道，他遍体微伤。伤口愈合情况还可以，但大脑活动功能——这暂时对我们还是个谜。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只要一受某种外界因素的刺激，整个心理器官就能突然恢复失去的平衡。但也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长时间睡眠疗法上了。神经系统的全面休息一般能产生最佳效果。”
“那好嘛，他能睡着吗？”
“您看，连特效安眠药都不起作用。而且患者往往假睡：眼皮对光线刺激有反应。睡着了的人不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巴雷舍夫恳切地说，“您就让我作一个最有效的刺激因素吧。亲爱的，您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啊，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最平凡的英雄，不过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的。”
医生惊奇地盯着他。
巴雷舍夫已经是在央求了：“您看行吗？”随后他坦率地说：“我本人很激动。您给我点，”说着用手指打了一个榧子，“比如象草酊之类的药。否则我的神经也会受不了的。”
最后，巴雷舍夫终于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从刚一进入别洛夫的病房起他就摆出一副派头，好象他们一直是在一起，而他只是暂时离开很短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
巴雷舍夫环视一下这间狭窄的病房，然后若有所思地问别洛夫：“你不反对吧，如果在这里，在靠墙的地方给我安排一张病床？当然，我不是伤员，但对医生来说只要是人，总会在他身上找出病来的。”
根据巴雷舍夫的请求，病房里又增加了一张病床。
这工夫他也换上一套住院服，对别洛夫说：“我总想把自己的病治一治，可往往又没有机会。有时我也确实碰上了外科医生，可那是被抬到医院的，想自己走着来看病，从来没有时间。可是毕竟应当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有它，我们才能生存。而我们多半是这样：只要身体还能挺得住，也就算了。”他躺到床上，又说了一句：“睡一会儿，怎么样？”接着又不放心地问：你怎么样，能睡着吧？”
别洛夫不安地凝视着巴雷舍夫。
巴雷舍夫按了按电铃，马上进来一位护士，随后又进来一位医生。
“还是请你们给我看看吧，我觉得浑身无力，”他含含糊糊地说，随后又拍了拍他那肌肉发达的有点倾斜的肩膀，问道：“可能是风湿病吧？也许还发烧？”
在医生和护土给他检查的时候，巴雷舍夫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天来。一会儿问医院附近的池塘里有没有鱼，用什么作鱼解；一会儿供应怎么样，这里是否带放电影。
医生和护士走后，别洛夫吃力地问道：“他们是俄罗斯人吗？”
“护土不是，她是地地道道的乌克兰人，医生是西伯利亚人，”巴雷舍夫说。“医生是军人，护士没有军职。”
“是俄国解放军，”别洛夫说。
“怎么啦！”巴雷舍夫提高嗓门说。“他们怎么能到这座苏军医院来？”随后他的口气缓和下来：“萨沙，你放心。要客观地估计形势，不能性急，对各种情况要进行分析。”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睡不着。为了叫你很快睡着，他们给不给你吃什么药？”
“给。但我把药片放在手里弄碎，然后当做灰尘吹掉，使他们找不到，叫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吃药。”他眯起眼睛。“他们想使我入睡，这我知道。”
“你真行，会动脑筋，”巴雷舍夫赞许地说。“不过，现在你得给我一片安眠药。你也吃一片，咱俩一块睡。不然的话，我睡，你不睡——不好意思。”
“我不睡，”别洛夫说。
“怎么，你不相信我？常言说得好：‘有福同享。一人一片。”巴雷舍夫递给别洛夫一片药和一杯水，看着他把药咽下，抚摩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这样就对了。”
巴雷舍夫重又躺下，隔了不一会儿就看到，别洛夫的脸上呈现出宁静、疲倦的神情。“他睡着了，”巴雷舍夫心想。“别的不说，他还用这种办法折磨自己。”
他仰面躺着，久久不能入睡。这次重逢太使他激动了，有什么能比见到亚历山大·别洛夫——萨沙·别洛夫（巴雷舍夫对他的习惯称呼）更让他高兴的呢？
他感到有点儿内疚……
事情是这样的：驻柏林的一个工作人员奉命立即找到别洛夫。但是，在接到这项命令的前夕，他在盖世太保的档案室里发现一份关于约翰·魏斯死于车祸的材料，并附有照片为证，而主要的是有公墓里的墓碑为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办事十分精明、细心，自然而然地怀疑到这有可能是保安局搞的鬼。于是他便进一步查阅特务机关的文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总部接到了“教授”发来的一份询问别洛夫健康状况的密电，而且附有在这类正式文件中不宜添加的请求：一个叫娜佳的向别洛夫转达问候。在这种情况下，焦急不安的巴雷舍夫便急速动身飞往柏林，并在两天之后驱车前往伞兵和别洛夫小组曾经协同作战的地点。
巴雷舍夫有要事不得不在柏林停留。其中也包括会见老熟人，阿德隆饭店从前的看门人，十恶不赦的盖世太保弗朗茨。
巴雷舍夫到监狱去看了弗朗茨。监狱里给了弗朗茨笔墨和大量纸张，他详细而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供词。
巴雷舍夫大致看了一遍这份供词。他高兴地发现，在弗朗茨供出的得到华特·舒伦堡特别赏识的保安局第六处最有才干的特工人员名单中有约翰·魏斯的名字。
弗朗茨的记忆力很不一般，他一眼就认出了巴雷舍夫。而巴雷舍夫的记忆力也绝不亚于他，上校劝告弗朗茨在供词中不要忘记写上他很想忘记的他本人在盖世太保中的活动。对此，巴雷舍夫是十分了解的。
现在，巴雷舍夫感到万幸的是，他终于找到了别洛夫，并且深信他的萨沙·别洛夫长期以来成功地扮演了约翰·魏斯的角色，看来，要摆脱这个角色，对别洛夫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别洛夫差不多睡了一天一夜。睡醒后，他畏怯地睁开眼睛，担心周围的一切又会变成模糊的影象。后来他发现用不着担心，视觉几乎完全恢复了。他看见，巴雷舍夫身穿住院服，正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打瞌睡，于是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兔得惊醒他。可是，巴雷舍夫的觉很轻，一有动静就醒了。他冲别洛夫微微一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赞美起天气来。
“现在若能去采蘑菇可太好了！”他用行家的语气说。
“这样的小树林里常有蘑菇，特别是在林边。”
除了寻找别洛夫，巴雷舍夫在此地还有别的重要任务，夜里他怕穿拖鞋发出响声，便光着脚来到走廊，在主任医师办公室给莫斯科打了电话，报告他的行踪。他说，他认为自己留在医院事关重大。根据他的请求，一位教授应该在今天飞抵驻军医院。另外，巴雷舍夫还同别洛夫的父母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
“最要紧的是，”他对着听筒大声说，“体温正常！就是这样。既然体温正常，那么人也是正常的。”
早晨当别洛夫突然下床到洗脸池洗脸时，巴雷舍夫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是装病喽？”
别洛夫说：“为了不致丧失走路的能力，我经常夜里起来学盲人走路。我曾经仔细考虑过。如果我能逃走，我就冒充德国国防军的瞎子士兵。”
“咯，想得不坏，”巴雷舍夫说。他长出了一口气。“不过我想象得出你什么也看不见，磕磕绊绊走路的样子……你可知道我们的司机们往往横冲直撞不顾行车安全吗？他们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驾车飞驰。在德国人面前派头十足。”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