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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舱顶棚的有机玻璃罩上到处是打着补钉的弹孔，在罩子下面曾有空中射击员悬在机枪旋转架旁的帆布吊带上射击过；如今炸弹舱上面的起重设备已经拆除，带螺栓的固定梁象衣架一样，上面挂着外套和制帽。
舷窗外面阳光灿烂，朵朵白云一动不动地飘浮在平静无风的碧空之中。
飞机在德国领土上空飞行。
乘客们斜坐在金属折叠椅上，笨拙地转动着脖子，透过起飞后蒙上一层水汽的方形舷窗向下观看。
几乎是垂直撒下的阳光把大地装点得绚丽多彩，看上去就象是古典美术大师描绘的一幅沃野千里、百花争妍的田园风景画。
从高空俯视，土地确实是经过精耕细作的。架着高高瓦屋顶的小房子看起来是那样明亮、洁净、舒适，就象格莱吉尔和贝特佐得编著的教科书油画中描绘的一般。坐在飞机上的许多中年乘客在战前老早就用这本教科书学习过德语。现在他们出神地凝视着这片土地。曾几何时，这里到处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时有人以为这里会永远成为一片焦土，寸草不生，而如今大自然和人们的劳动已使这片土地开始改观。
在这场战争中，千百万人丧失了生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用自己的才智和劳动为人类贡献出伟大的发明，为征服自然和人类的进步开拓新的途径。然而，他们却被杀害了。
扶植德国法西斯的不光是德国帝国主义者，他们那些指望分得一份战利品的西方股东也在推波助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这些股东一再动摇不定，唯恐错过追随强者的机会。直至法西斯军队被击溃，他们的摇摆才告结束。但是，胜利带给他们的并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惊恐不安。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奋起参加抵抗运动，苏军帮助他们击溃并赶走了占领者。现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继续为争取社会自由而斗争着。
东欧各国也是如此。它们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居住在苏军解放的德国东部领土上的德国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驻扎在东德的苏军正在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个国家尽快从废墟上站立起来，使它的人民能够沿着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开始建设一个新德国。
正因为这样，大多数乘客才如此出神地凝视着窗外：飞机正在德国上空飞行，田野里是一片绿油油的麦苗——这是战后的第一茬庄稼。
亚历山大·别洛夫也在透过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舷窗向外观望。在他的胸前，也象年轻的飞行员一样，既没有勋章，也没有奖章，他的服装象他们的一样，也是崭新的。还留着手术后拆线痕迹的剃得光光的头，两只深陷的眼睛，嘴唇上病态的皱纹，两鬓的白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乘客们的好奇。
从年龄看，他应该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但是，他没有一枚奖章——那就是说，受过处分。也许，战争一开始就当了俘虏，被关进了集中营？
坐在别洛夫旁边的一位上校问他是哪一年上前线的，参加过哪些战役，他听了真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是眨了眨眼睛解释说：“其实，我是在后方…”
上校望了望别洛夫那明显塌陷的胸部，体谅地给他扣上军装衣袋的扣子，用教训的口吻说：“您知道，在最困难的关头，所有后勤人员统统上了前线，参加了战斗。”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有许多人是我亲自为其请功的。”
“是啊，那是当然，”别洛夫说。
“那么说，您在法西斯集中营呆过？”上校已经猜到几分。
“正是……”
“受得了吗？”
“总算熬过来了，”别洛夫说。
上校转过身去，用挺实的后背对着他，不再和他交谈了。
飞机进入云层。座舱内一片昏暗。
别洛夫望着上校的后背，一下子想起了祖鲍夫：他的后背也是这样健壮宽阔。
有一次祖鲍夫哼哼着掀起德国制服说：“你瞧瞧我这个地方，厉害吗？”接着他自豪地说：“他打伤了我，但我没有打死他，我忍住了。你可以理解，我觉得可惜：他太年轻了。”
这件事发生在祖鲍夫行动小组袭击铁路地区一个燃料基地之后。当然，祖鲍夫疼得直皱眉头，可眼睛却在笑，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用铅笔算一算，我们使德国人的飞机少出动多少架次，那可真有意思。让我们开一开心吧。”
后来，别洛夫眼前又出现了祖鲍夫的面孔。祖鲍夫正在弯腰把自己的降落伞从飞机上扔到起飞跑道上。他看到了别洛夫惊奇的眼神，向别洛夫丢了个眼色，甚至还耸了耸肩膀：毫无办法，只好这样。
祖鲍夫的形象消失了，别洛夫又看见了另一张仰起的面孔，额头上皮开肉绽。这是布鲁诺的面孔。当布鲁诺的目光同他充满绝望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布鲁诺把头微微一动，好象默默无言地表示：只好这样。
“也许，您吸烟吧？”一位制服上挂着一枚崭新的金星勋章的坦克兵少校凑过身子来关切地问别洛夫。“显然，您是想吸苏联香烟，想得很厉害吧？”说着递过来一包：“请拿着吧。”
“谢谢，我有。”
“那么说，已经发过了，”少校说。“我也被俘过，但是跑掉了。伤势不重，一清醒过来，马上就逃掉了。所以没有受审，心里十分坦然。”接着他的口气变得十分坚定：“但是，假如一个人已经以血赎罪，虽然他胸前没挂奖章，但却挂在心里。现在要紧的只有一条：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能适应今后的生活，我不是指服役。要使人们心中的伤口愈合，要安排好生活——大家已经吃尽了苦头。”他朝舷窗一挥手。“我的两个弟兄就埋葬在这里。剩下我一个回家。怎么对母亲说呢？‘妈妈，你好！’‘你的兄弟们呢？’‘牺牲了’。而我却活着。难道我的这枚金星勋章能让她高兴吗？高兴不起来的。”
“您这话就不对了，”别洛夫说。“如果我国人民没有建立这样前所未见的功勋，那么还会有千百万父子兄弟丧生。”
“不错，”少校说。“其实，功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能胜任多少人才能干的事。就是说，叫别人活着，好象后夺了他们。对吗？。他明显地激动起来。t’我在战斗中就勘。么想的：你不干掉他们的坦克，他们就会干掉我们的。这样也就干掉了。当你担心因为你，自己人可能会牺牲，你也就不为自己担心了。”
飞机穿过云层，重新见到了太阳。
副驾驶员走出驾驶舱，庄严宣告： “同志们，我们正在飞越苏联国境。”稍停片刻，他又轻声地说：“不然的后，有些久经沙场的战士会责怪我们，已经到了祖国，为什么不打招呼。”
别洛夫一直没有离开舷窗。
战壕纵横、弹坑遍地的祖国大地掩映在茫茫林海的绿荫中，显得是那样的辽阔和温暖。别洛夫觉得好象不是飞机在下降，而是他本身由于引力的作用不得不越来越接近大地。
巴雷舍夫在德国机场为别洛夫送行时说：“那么这样好了：你先到嘉奖处去领取各种勋章，然后再到局里去。你知道：我是个注重荣誉的人，我的干部就是我的骄傲。你千万不要忘记告诉父亲：如果你们去钓鱼，叫他到我的密藏点去拿鱼饵。”
娜佳把别洛夫叫到一旁，打开手提包，严厉地望着他的眼睛，吩咐说：“您记住：这纸里包的是鸡 右边是四个煮鸡蛋，一盒黄油，一暖瓶可可。爸爸叫我转达：您一定要保证营养。”
别洛夫带着抱怨的神情望着她：象往常一样有点傲慢的脸儿，又直又短的小鼻子，孩子般圆润的嘴唇，睫毛下一双含情脉脉的灰绿色眼睛。
“那您呢？”
“我怎么？”
“您今后会到莫斯科来吗？”
娜佳奇怪地耸了耸肩膀；
“我们家就住在那里，”说着她把硬实的小手伸过来道别，同的提醒别洛夫；“饭前要吃维生素。维生素在装雷管的小盒里。”
海因里希说：“没有你，我会感到寂寞的！”
“我也是，”别洛夫苦笑着说。
海因里希转向巴雷舍夫：“象魏斯这样的德国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没关系，”巴雷舍夫说。“我的别洛夫绝不比他差。好了，时间到了。”
为了多看一眼这些亲切的面孔，别洛夫是退着登上舷梯的。
现在飞机越飞越低，仿佛顺着象玻璃般的非常平坦的斜坡向下滑去。
飞机轮子刚一接触地面，飞机上的一位不现形迹的乘客——约翰·魏斯突然失踪了。他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再也没有和亚历山大·别洛夫一模一样的人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别洛夫少校。刹那间，他感到十分孤独。但是，这种感觉来得快，消失得也很快。
任何人，甚至连亚历山大·别洛夫都没有肃立默哀，以悼念约翰·魏斯的逝世。没有任何人这样做！
别洛夫如饥似渴地、迫不及待地用眼睛在欢迎的人群中寻找世界上对他最重要的人——母亲的面孔。她不仅是萨沙·别洛夫的母亲，而且也是约翰·魏斯的母亲。正因为她不知道这一点，所以魏斯的失踪并没有使她感到忧。
帝国保安局的党卫队上尉约翰·魏斯就这样消失了。
【全文完】